旧制度与大革命：笔记

序言（中文本）

不是重写一部梯也尔式的帝国史，而是试图说明帝国是如何产生的，它何以能在大革命创造的社会中建立起来，凭借的是哪些手段方法，创立帝国的那个人（拿破仑）的真正本质是什么，他的成就和挫折何在，帝国的短期和深远影响是什么，它对世界的命运，特别是法国的命运起了什么作用……总之，托克维尔企图解释那些构成时代连锁主要环节的重大事件的原因、性质、意义，而不是单纯地叙述史实。

一个有知识、理想主义的常规反对派，有着不错的洞察力和对于高观点的追求，同时又紧密扎根于法国的历史背景，带着不可避免的阶级的烙印。

全书不是讲历史。而是问问题。

何以全欧洲几乎都有同样的政体，它们如何到处都陷于崩溃？何以封建特权对法国人民比在其他地方变得更为可憎？何以中央集权行政体制是旧制度的体制，而不是大革命或帝国的创造？何以18世纪的法国的人们比其他国家人民更彼此相似，同时又彼此分离，漠不相关？尽管文明不断进步，何以18世纪法国农民的处境有时甚至比13世纪的农民处境更恶劣？何以18世纪法国文人成为国家的主要政治人物？何以法国人宁愿先要改革，后要自由？何以行政革命先于政治革命？路易十六时期是旧王朝最繁荣时期，这种繁荣如何加速了革命？等等。

中译本编者指出，作者关于法国革命的论点可以如下概括：

1．1789年法国革命是迄今为止最伟大、最激烈的革命，它代表法国的“青春、热情、自豪、慷慨、真诚的年代”。这是一场社会政治革命，符合全欧洲的需要，其效果是废除若干世纪以来统治欧洲和法国的封建制度。它不仅要改变旧政府，而且要废除旧的社会形式，因此就需要同时进攻所有现存的权力机构，毁灭所有公认的影响，祛除种种传统，更新风尚与习惯。

2．法国革命是一件长期工作的最后完成，即使它没有发生，古老的社会建筑同样也会倒塌，法国革命的业绩是以突然方式完成了需要长时期才能一点一滴完成的事情。在革命来临之前，政府已开始进行改革，而“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

3．法国革命既呈现出决裂性，又呈现出连续性和反复性。托克维尔不同意中央集权制的确立和加强是法国革命和帝国的创造这个观点，相反，他认为这是旧制度下王权和中央政府权力集中趋势的继续。同时，他注意到法国革命初期废除的一些法律和习惯，包括旧制度下的思想感情，在若干年后重新出现。法国1789年革命后冒出一个第一帝国，1848年革命后又冒出一个第二帝国.

4 . 这里涉及对于专制、自由、平等三者关系的理解问题。在托克维尔看来，旧制度后期王权和中央政权的加强侵犯了公民社会，剥夺了贵族的自由。而18世纪思想家几乎无不推崇专制王权的中华帝国，把它当作开明君主制的模范；他们只要求改革，要求地位平等，并不要求自由，至少是把改革放在自由之前。大革命建立了人人平等的新社会，也建立了自由的政治制度，恢复了地方自治，但是不久人们就忘记了自由，甘当“世界霸主”拿破仑的“平等的奴隶”。这对托克维尔来说是一个惨痛的经验——他写的是第一帝国，想的则是亲身经历的第二帝国。

中文本导言

托克维尔在信件里似乎体现了这样一种路径，即他先自觉有著书立言的能力与愿望，然后才挑选了大革命周围的历史作为主题，并且确信他已经从中看到了少有人发现的历史哲学和历史发展的脉络。他倒是很头疼，觉得很难将这历史哲学和历史本身以一种恰当的写作结合起来。结果，一下子就成功了，著作在同时代法国知识分子内部同时由它的文学性，思想性和带有信念的特点而产生了很大的反响，并且影响了随后的每一代人，特别是著作的精神随着历史的进程而更多地得到印证的时候。

前言

开宗明义，指出

1789年，法国人以任何人民所从未尝试的最大努力，将自己的命运断为两截，把过去与将来用一道鸿沟隔开。为此，他们百般警惕，唯恐把过去的东西带进他们的新天地：他们为自己制订了种种限制，要把自己塑造得与父辈迥异；他们不遗余力地要使自己面目一新。

​ 我始终认为，在这项独特的事业中，他们的成就远较外人所想象的和他们自己最初所想象的要小。

因此要谈大革命，脱不开旧制度的影响。旧制度的河流只是在革命的初期转为暗河，几年后又见天日，依然支配着人们的生活。

我献给公众的这本著作的宗旨是要阐明，这场在几乎整个欧洲同时酝酿的伟大革命为什么爆发于法国而不在他处，为什么它好像自发产生于它即将摧毁的社会，最后，旧君主制怎么会如此彻底、如此突然地垮台。

而在冷静的洞察着社会的变化的同时，作者毫不讳言对于特定的理想主义的追求，那是一种“对自由的不合时宜的酷爱”，一种对专制（甚至是平等结合的专制）的批判与反抗，并且充满了经长期而深入的思考而完全没有熄灭的热情。

第一编

第一章 大革命爆发之际，人们对它的评论歧异

在它的产生之前，人们顶多有一种朦胧的预感，对革命的性质、目的和后果都没有认识到，或者预期得不足。结果枪声一响，好像新的怪兽出现一样，大家又产生了宗教式的惊恐的心理。那么，

法国革命确实像当时的人所感到的那样异乎寻常吗？确实像他们所说的那样离奇、那样颠倒乾坤和锐意革新吗？这场奇怪而可怕的革命的真正意义是什么？它的真正特点是什么？它的深远效果是什么？它具体摧毁了什么？它又创造了什么？

作者富有启发性地指出，

伟大的革命一旦成功，便使产生革命的原因消失，革命由于本身的成功，反而变得不可理解了。

因此他现在搞这个题目最适合了。

第二章 大革命的根本与最终目的并非像人们过去认为的那样，是要摧毁宗教权力和削弱政治权力

对于宗教权力的反叛是大革命前期的重要部分，但不是大革命的核心。教会的吸引仇恨，来源于教会在世俗特权体系中的高角色，而不是教义本身，于是随着大革命所憎恨的种种旧的阶级、权力、政治都被摧毁，宗教就被分离出来，并且在人民的精神中更得到巩固。

政治权力亦然。大革命并非带有安那其的的特点，不是意图摧毁一切的政治权力——“多少届专制政府都致力加强国王权威，但他们所做的还不如革命在这短短一年中所做的多。”

第三章 大革命如何是一场以宗教革命形式展开的政治革命，其原因何在

政治革命通常有一个祖国，这同时也是它的局限。宗教革命则通常是跨越国界的，这是因为基督教——作为一个历史上的胜利者——最初胜利的原因就是它聚焦于人性、人与自己之间、人和上帝之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本身，而与特殊的文化、社会、政治因素关系要淡些，受后者的限制少些。

法国革命的参与者体现出的宗教热忱说明它与别的政治革命不同。与宗教相似，法国革命希望回答一个更普世的问题，即什么是人类在政治上的一般义务与权利。这样，它像宗教革命一样能燃起人们的热情。但是真正伟大的不是这种披着宗教皮的形式的创造，而是时代对于这种特定的政治普世观念的接受：

在某些时代，人和人之间如此迥异，以致普遍适用的法则对于他们竟成了无法理解的思想。在另一些时代里，只要将某一法则的朦胧轮廓远远地向人们展示，他们便能立即辨认并趋之若鹜。

第四章 何以几乎全欧洲都有完全相同的制度，它们如何到处陷于崩溃

罗马帝国的毁灭者与继业者们至迟到了中世纪时已经有了一套连接紧密的法律与政治社会体系，作者以英法德为例说明各处的相似。

作者观察了税赋清册。他发现从14到18世纪，社会的衰败与制度的失去活力可以在这里反映出来。到了18世纪，所有旧制度（所谓中世纪的政体）都摇摇欲坠，失去生命力，以至于声名扫地；而所有活力都来自于新生事物，其根源是王权，但不是中世纪的王权，而是类似于古中国那样由文官取代贵族来掌握实权，并展示出中央集权的趋势的一种体制。不过，与古中国不同的是，随着贵族阶级的消失，是资本挤进了这个空位，并且

财富成为一种势力，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赋税人人平等，出版自由，辩论公开。

就像中世纪时那样，这个新生的王权也是在全欧洲一起进展的，因此研究法国的革命，不能只放眼法国。

第五章 法国革命特有的功绩是什么

重新抛出了第一部分的核心问题：

大革命的真正目的是什么？它的本身特点究竟是什么？为什么它恰恰要这样发生？它完成了什么？

有人觉得是摧毁宗教信仰的权威，有人觉得是制度化的混乱，有人觉得是对文明的破坏……而实际上只是摧毁了曾经统治欧洲的封建制度，代之以更加平等的社会秩序。它的特点是它对于旧制度的残余摧毁得最彻底，它

突然间便完成了需要自身一点一滴地、长时间才能成就的事业。这就是大革命的业绩。

至于它为什么要这样发生，特别是在法国先爆发，下面详谈。

第二编

第一章 为什么封建权利在法国比在其他任何国家更使人民憎恶

在法国，中世纪的旧制度并不是保留最多、压迫最重的；实际情况恰恰相反。在1788年的的德国，农民的生产生活的每一方面都受到领主伸得长长的手的制约。但在大革命前夜的法国，农民能够流动、拥有和买卖土地、自主耕种。特别值得注意两点：

1）农民拥有地产的时间足够长，他们对于土地的划分已经充分感受了，他们拥有只属于自己的土地，为之狂热而宁肯承受溢价，并为了代际的分地而不满。在英国和德国，则没有这么多的小地产主。

2）中央政府的力量已经渗透到了教区以下。不再是贵族或领主统治他们土地上的农民，而是由总督任命或农民推选的官吏。贵族失去了征徭役的权力，但主要保存着为道路、一些生产资料、土地的买卖、与领地有关的地税等赋税的权力。基本上是经济上的剥削，而小地产主已经是自由民。

正是因为农民是地产的所有者与狂热者，他才感到与地产相关的种种苛捐杂税的弊端；而特别是要把钱交给对他没有什么政治特权（？！），与政府没太大关系的领主，还要受他们的剥削，这才让农民胆肥而气鼓。

范围缩小了，它激起的仇恨反倒更大；人们说得有道理：摧毁一部分中世纪制度，就使剩下的那些令人厌恶百倍。

第二章 中央集权制是旧制度的一种体制而不是像人们所说是大革命和帝国的业绩

托克维尔是一位无与伦比的观察家，能够从行政命令的蛛丝马迹之中看到政治的真实结构。可是，他把他的一手材料都隐去了，读起来他的文章，真难以想象这些叙述都是怎样产生的。

首先，三级会议省只有四个，都是边远地区，先不谈。主要谈财政区省。

旧社会的官员体系错综复杂，而权力在互相的挤压、碰撞之中，在靠近王位的地方，形成了御前会议，它属于旧的制度，却被赋予新的职能。它实际上像管家一样暗中指导一切要事，却没有管辖权。它只是由提供意见者组成的，国王才是决断者。来自非贵族的人们组成了它，这部分导致它行事极端低调。它的核心是某种总监，他是中央政府在巴黎的代理人。在各省，代理人是总督，而不是省长。他在本省没有封地，没有贵族荣誉的光彩，但是却掌握着一省的捐税权（数额通常是御前会议秘密地定下的），征兵权（“由于自卫队是比较现代的制度，所以旧的封建政权无一能够管理；一切事宜只能委托给中央政府的代理人。”），公共工程的修建、治安、赈济，甚至像监护人一样（CCTV7），插手农民的生产生活，控制基层。

第三章 今天所谓的政府管理监督乃是旧制度的一种体制

1）在城市里，封建制度的崩溃本来遗留下了团结精诚的城市自治，但是出于可笑的财政权宜之计，国王把城市自治自由用卖官的方式给卖了。到了1764年政府调查了各个城市，作者认为结果显示各个城市的治理方式相似。城市官员是权力机构，他们无薪，免税，有特权，以一个集体形式开会行政。全民大会是明面上的选举机构和意见通道，到了18世纪，基本上从全民变成代议制，并且由（新）权贵充斥着。人民失掉了参政的热情，城市里起来了寡头，中央政府就欺负这些寡头，让它们向它（总督）汇报，干涉城市的鸡毛蒜皮。

2）在村庄里，从前的教区制度——村民组成有别于领主的集体，有产权，民主选举领导，并且向领主汇报——由于领主的衰微和中央的渗透，其官员已缩水为收税员+理事（总督代理），而领主则无力且不屑于过问他们的事。但领主作为特权人却妨害这教区的有效管理，实际上导致了这些乡下教区的劣币驱逐良币，让官员驽钝，人民麻木，进一步使得中央政府的权力加固。

第四章 行政法院与官员保证制是旧制度的体制

什么是行政法院？是与普通法院相对，用来处理涉及行政领域、有政府参与的案子的法院。

什么是官员保证制？任何政府官员，未经事先批准，不得由普通法庭起诉。

在法国的旧制度下，国王不能在制度上控制普通法庭，所以设置了特别法庭。具体来说，经常通过调案把涉及政府的案子的裁决权从普通法庭转移到御前会议；在更低一些的级别上，则是总督、骑警队长，以及总督临时组织的机构。以上的官员保证制，在旧制度的宪法也写明了，并且造成许多荒唐的案例，正如大革命之后的情形一样。

第五章 中央集权制怎样进入旧政治权力并取而代之，而不予以摧毁

（作者不加说明地断言道：）

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为了进行这项困难工程，旧制度政府曾参照一张事先已深思熟虑的蓝图；政府只是听从某种本能……政府保留了那些旧政权机构的古老名称和荣誉，但一点一滴地减去其权力。

当弊病出现的时候，旧政权试图解决它，结果总是以扩大自己的权柄来实现；社会发速发展，新的需求对于更快更灵活的中央政府来说都是权力源泉。法院不能在行政权上与之对抗，因为法院的行政范围是固定的。在革命前的数十年里，新的思想早已涌动，政府也起了变化：

随着政府变得更加包罗万象，更加扩大，它也变得更加规范，更加开明。它占领了所有领域，与此同时，却变得温和起来：压迫少，疏导多。

第六章 旧制度下的行政风尚

到了十八世纪末，旧制度的官员已经开始产生洞察一切的愿望了。他们要求详尽的报告，像蒋介石一样沉迷于微操，但这些报告却庞杂而不靠谱，使行政体系笨重，行政文字平庸，（在文风上的平庸持续着）直到狄德罗的影响深入政界。这些官员都是有产者，他们形成了新时代的贵族阶级，有他们的道德和传统，有生命力。

政府见不得妨碍它的群众活动，又自作聪明地放开一些“无关紧要”的言论自由。它理解又充满热忱，但没有能力完成最必要的改革，只能内卷起来，在规章里打滚，条规日益严峻，实施日益怠惰。

由于中央政权已经摧毁了所有中间政权机构，因而在中央政权和个人之间，只存在广阔空旷的空间，因此在个人眼中，中央政权已成为社会机器的唯一动力，成为公共生活所必须的唯一代理人。

甚至在人民的心中产生了一种常识：政府是人民的监护人和责任人。

第七章 在欧洲各国中，法国如何成为这样的国家，其首都已取得压倒外省的重要地位，并吸取全帝国的精华

别的国家，包括美国，都不是这样的。即使在法国，即使在巴黎已经聚集了极多的人口的时期，都不是这样的。

大政府在巴黎，所以巴黎抽走了所有的头脑、显贵、商人……而地方上的独立生活减少了，省份之间的面貌模糊了，国家的活力集中到了巴黎。到了18世纪末，外省连印刷厂也大大减少了。巴黎的行动轻而易举地让法国的其他部分像一具尸体。

另一方面，工业也来到了巴黎。一些财政立法的优待让工人人口聚集在巴黎的几个区。法国之主的家里，火药桶已经堆起来了。

第八章 在法国这个国家，人们变得彼此最为相似

在旧制度法国，表面上，由于长期的集权和帝国化，法国人（就是指中上层的人）在各省比较下的特有生活消失了，大家千人一面。但又有小围墙，让小团体之间不参与交流，只顾自己的利益。

贵族在贫困化，在向国家机器让出自己的特权；资产阶级在获得财产，并且开始取得旧贵族的知识和生活方式。

第九章 这些如此相似的人如何比以往更加分割成一个个陌生的小团体，彼此漠不关心

这些人彼此相似，却对彼此的命运毫不关心。

首先，考虑：贵族的产生来自于掌权阶级，但在中世纪已经变作了种姓，即以出身定性。平民掌握权力，也只能处于从属于贵族的地位。唯有在英国不是这样，那里贵族和平民甚至通婚。gentilhomme与gentleman已经完全不同了：在法国的贵族，其种姓性更强，尽管资产者与贵族在内是相似，在外却是排斥和隔离。这是资产者的大政府和贵族的争权导致的。

而贵族又有特权。捐税、徭役…要么来自出身，要么来自敕封。这些特权和对其出于尊严的滥用让贵族与资产者的界限鲜明，助长了对立的气氛。在英国，

人们从不知道什么时候他们进入了贵族阶级；因此所有接近贵族的人都自以为是贵族的一部分，都能与贵族政府相结合，并从贵族的权势中分享某些光彩和好处。

资产阶级、新敕封的贵族、旧贵族彼此看不起。资产阶级与人民也分离。军役税把资产者从农村赶到城市，刺激他们对政府职位的热爱。他们都陆陆续续分得了特权。无论是农村还是城市平民，都与他们对立起来。而在资产阶级内部，又有更细的划分和对立……

第十章 政治自由的毁灭与各阶级的分离如何导致了几乎所有使旧制度灭亡的弊病

在中世纪，英法都牢记“无纳税人同意不得征税”。但是渐渐地在法国，国王不经同意就征军役税，而贵族自己免兵役，免税了，所以就默许国王征军役税。很快，加大贵族的特权以肥王权的事情增多了，许多税都成了军役税。国家不敢动贵族，却肆无忌惮地抽人民的血，朝令夕改，失信于民，越改越乱。

国家常常缺钱。通过滥用中央的权力，捞钱的手段丰富了，特别是卖官鬻爵。对职位的热爱就是这样起来的；三级会议反对滥设官职，为了逃避它的监督，行政权力向最高法院转移，结果扰乱了司法权；通过纯熟的手段，政府致力于分裂各个阶级，以从其中一处要钱。这种分裂造成了难以弥合的嫉妒和仇恨。

第十一章 旧制度下自由的种类及其对大革命的影响

旧制度下的政府独断专行，四处扩大，而公民四分五裂。但自由还没有死。

比如，卖官的行径意味着政府失去了随意封官的能力。从更普遍的角度看，政府的贪婪与权力欲望互相妨碍。这让政府的行为受掣肘而甚至软弱起来。况且，新的权力领域下，规则未确立，形势未稳定，政府畏首畏尾，常常不敢超越自己权力的天然范围。这给了自由以底气。贵族对公民受害无动于衷，但会由于种姓赋予的骄傲，起来反抗政府加之于他们自己的控制。

作者歌颂了贵族身上的骄傲自信的气质，称它具有抵抗的最强烈的意志。又说，教会的体制确保教士的心灵免于政治奴役。说他们客观上束缚少，所以卓越而开明。

总的来说，每个（上等人的）小团体内部都有团结起来捍卫尊严的情况。他们通过司法机关上达天听。司法系统内部还有自由的精神。

但是只有人民，除非使用暴力，否则没法反抗。他们没有发声的渠道，没有法律体系的支持。

总的来说，存在着一种不正规的、病态的自由，为推翻旧制度提供条件，为建立真正自由的法制国家产生障碍。

第十二章 尽管文明取得各方面进步，何以18世纪法国农民的处境有时竟比13世纪还糟

到了18世纪，法国农民受领主的欺凌、政府的压榨少了，有着一定土地和公民自由，但是却受到其他阶级的离弃、孤立。以前在农村的领主全跑去巴黎了，剩下的破落贵族既当不成首领，也没办法和农民站在一起，因为他们保留着特权。他们事实上极严苛地勒索农民。而农民一有钱，也去城里买官。农村里唯一的绅士是教士（本堂神父）。农村共同体发生劣化，并且这成为肆无忌惮、变本加厉捞取油水、转移徭役的理由。这一点也被政治家意识到而试图加以维持。所以农民在这种欺软怕硬中过得特别悲惨。

贵族拼命维持特权，资产者也同样拼命谋取特殊权利。资产者本来出身农民，这些农民在他眼里不仅形同路人，而且，简直可以说素昧平生，只有当资产者把武器交给农民时，才意识到他在无意之中已唤起了民众的激情，对此他既无力控制也无力领导；他曾经是个鼓动者，不久即将变为牺牲品。

第三编

第一章 到18世纪中叶，文人何以变为国家的首要政治家，其后果如何

谁要求过大的独立自由，谁就是在寻求过大的奴役。

长久以来，法国有着文人和文学的传统。法国的文人不像英国的一样卷入政治，也不像德国的那样埋头于世俗之外。他们没有权力却天天讨论屠龙之术，探索政治体制的基础和社会学的最广义的范围。大多数人的观点如浮光掠影，还彼此冲突，但所有人有一个简单的统一的观念基础：应该用简单而基本的、从理性与自然法中汲取的法则来取代统治当代社会的复杂的传统习惯。

可是，实际情况恰好相反。所以他们就天天画新世界的图画，却因为没有实际的参政自由和经验而很大胆，并且由愚昧（同样失去了参政的机会）的民众支持。当仅有的自由是论辩和空想，作家就占据了精神领域，并且在这里僭越了贵族。

贵族却对这件事的危害毫无概念。事实上，贵族和资产阶级都对于暴力革命缺乏概念，各阶级的愿望加在一起足以改变所有的法律，但那些官员，尽管精明强干，却对于判断群众的精神动向和后果一窍不通。他们老是想着要么修修补补，要么掩人耳目。

在国内，渐渐在民众心里建起一个虚构的社会，一个乌托邦，其思想和情绪，其本能与好恶，大多来自于作家（对一劳永逸的顶层设计的追求，对现存事物的蔑视，对推倒重来的爱好…），甚至政治语言也潜移默化地受影响。而在国外，美国革命让人眼前一亮，仿佛是这种思想的现世化。

第二章 非宗教倾向在18世纪的法国人身上如何成为普遍占上风的激情，对大革命的特点有何影响

可以观察到，在这个时期的法国，宗教受到攻击，而不是自己衰败；这前无古人地不是由于新宗教的热忱，而只是来自于扫除灵魂中的信仰的热情。这怎么能获得群众狂热支持呢？

教会没有比别的国家的同行更多作恶。它的问题在于做了政治反对精神代言人（作家）的大敌：

1）教会承认一种高于个人理性的权威，并且重视传统和等级制；作家对这些一个也不喜欢。

2）教会也卷入政治权力。

由于基本性质不同，政治社会与宗教社会不能用相同的原则来治理；但是当时远远办不到这点，看来为要攻击国家制度，必须摧毁教会制度，教会制度乃是国家制度的基础和楷模。

3）教会恰好承载了国家里面用来束缚作家的权力机关，这导致小团体的利益冲突。

4）在作家看来，教会是整个国家复合体中最薄弱的一环：王权和教权互相制约。

（作者认为）出于纸上谈兵之人的主导地位，宗教的重要性被忘记了。非宗教的思想在精英里面确立，

他们不仅欢迎非宗教，而且盲目地向下传播；他们将不虔诚作为他们百无聊赖的生活的一种消遣。

这一段写得很模糊。作者没讲清楚，社会何以由上至下在短期内倒向了非宗教。

要看到，在宗教离开灵魂时，它放进来的是对于自身理性的信仰，一种自信的力量和感情。在大革命中，宗教倒下，旧的法律倒下，仿佛精神失去了攀缘的基础，于是（由这自信力的驱使）开始了前所未有的疯狂扩张和运动，并且这种新精神已经在世上留下了不朽的痕迹。

第三章 法国人何以先要改革，后要自由

有一件事值得注意，那就是，在为大革命作准备的所有思想感情中，严格意义上的公共自由的思想与爱好是最后一个出现，也是第一个消失的。

在革命前，有一个作家派别叫重农学派。他们是后革命制度的蓝图的生产者。他们的理念是极端的平等而宁可损害私人权利的。他们对旧制度的蔑视很大，因而反对一切政治力量的平衡，而指望靠知识和教育来抵抗专制。

而在旧制度的框架下，政治自由废除已久。大政府组织完整，强大有力。重农学派都指望靠改革国家机器来改革旧制度，并且创制出一个更大的社会权力，以全体意志的名义，来塑造国民的精神和思想。他们找到古代中国作为范本（？！）。

他们想出一种社会主义，其中国家和社会的权力无限大，不受限制，而公民失去个性和产权，绝对平等。

但是，从1750到1770年，出于作者一笔带过的原因，法国人突然又热爱了政治自由，但他们的观念里已经有了牢不可破的大政府的监护人角色，于是就着手把这两个格格不入的概念调和起来。于是国民又要做有阅历和品德的公民，又要做依附于社会的仆役。这是一种祸根。

作者在最后表达了对自由的无上热情。

第四章 路易十六统治时期是旧君主制最繁荣的时期，何以繁荣反而加速了大革命的到来

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

在18世纪上半叶，由于路易十四当年刘彻式的搞法的遗产，法兰西在衰落，只有巴黎在生长。但是在大革命开始之前，开始震动了。新的精神在旧的躯体中流动，总督开始关心很多事情：基础设施，商业、农业。他们想干出一番事业，并且也开明、温和了一些。公共繁荣到来了，甚至公共舆论也对王权有更多制约。

但是实际上，越是改革旧制度的地区，越是产生猛烈的革命。看到了盼头，人们也看到了更多的问题。他们不再麻木，而敏锐起来，同时在思想潮流中，人能不断地无限完善的理论产生了，这加重了人们的愿望和决心。

另外，政府的支出活跃而有野心，但收入没有相应提高。加上财政管理不善，导致许多既得利益者和资产者联合起来反对政府的这一方面。（知乎上 Manolo 的量化历史专栏提到过这一情形）

第五章 何以减轻人民负担反而激怒了人民

夏特莱夫人毫不在乎地当着仆从的面更衣，因为她并不确信仆人也是人。

人民在一百来年以后，经过了长久的麻木而醒转，但政府没有意识到这件事。他们“当着人民的面高声议论那些经常折磨人民的残酷的、不公正行为”。人民好像只是政治正确的一杆枪，当权者觉得他们可以拿来互捅。上等人好像是激烈地为农民的事业争辩，但他们私下说起话来看不起农民。

农民对于特权的羡慕、反感已经起来了。他们的语言情感分明。在16世纪，人民出于信仰投身宗教革命，上等人却是出于野心；到了18世纪，带着信仰的反而是一部分上等人，而人民的动机却是忿恨和改变地位的强烈愿望。

第六章 政府完成人民的革命教育的几种做法

政府自己早已努力向人民的头脑中灌输和树立若干后来称为革命的思想，这些思想敌视个人，与个人权利对立，并且爱好暴力。

从路易十四开始，就推行理论，说王国土地只是属于国家，其他人都是特许占有者。路易十四以后每一朝，政府都轻视私人财产，随便征发毁坏，随意赔偿或者不赔偿。政府发令强夺死人的财产，在法庭上轻易破坏法律流程，每天都教给人民一种最适合专政形式的、速决而随意的刑事诉讼法。

第七章 何以一次巨大的行政革命成为政治革命的先导，其结果如何

政府的形式没有变，但是规定它和人民的位置的法律已经变了。对于行会理事会的变化使得手工业者在政府与雇主之间处于为难的地位，别的工人也是一样，城市的下层落入了无政府的状态。许多法庭被废，许多又被设立，其管辖权混乱，使得与法律事务联系紧密的资产阶级受冲击和混乱。

政府在1787年进行了彻底的改革，在总督边上设置省议会，总督成了真正的地方行政官员，低调的权力走上台面。情况在镇子里也是类似的。以前，各省的情况复杂不统一，但都各自达到了秩序的平衡；新的秩序粗暴地降临了，又得重新平衡（一劳永逸只是嘴上说说而已）。

新秩序创设的权力都是集体权力。总督的权力一下子又被省议会盖过，总督代理被区议会盖过。于是，一方面在二者的争斗中政府的行政变得迟缓，一方面在新权力的跃跃欲试中不断搞出弄巧成拙的事情。

特别是在农村。那里小派系和阶级林立，捐税复杂，让他们到一起来组成“共同行动，同堂议事”？这样的举措只会把对立完全暴露出来。于是开始有各种小冲突，每一项次要的法律、规章制度都开始实质性的动摇。这是行政革命，它让国家的各个部分都没有一处保持平衡，只待最后一击，将它的政治结构变为废墟。

第八章 大革命如何从以往事物中自动产生

旧制度没有丢弃它最明显的对人的伤害，却丢弃了它的缓冲。

贵族的责任——治理和领导——不再，而特权却在增加；他们的组成越来越封闭，他们的阶级排斥中产阶级，又对人民漠不关心，完全自我孤立。面对革命，贵族是脆弱的。

中央政府攫取了地方的管辖权，并且把国家的命脉集中在巴黎。面对革命，旧制度的中央政府是脆弱的。

长久以来，政治生活弱化，个人完全丧失了处理事务的能力、审时度势的习惯和人民运动的经验，而且几乎丧失了人民这一概念。没有正规的公民参政的渠道。当舆论复活，它的领导落在了哲学家的手中，奠定了革命的思想底色。

这场革命是由民族中最有教养的阶级准备，由最没有教养、最粗野的阶级进行的

人民内部产生和发展了两种主要的激情，它们不是同时代的产物，而且从未指向同一目标。

其一是对不平等的仇恨。这仇恨源远流长。其二是对自由的向往。

临近旧制度末期，这两种激情都同样真诚强烈。大革命开始了，两种激情碰到一起；它们混合起来，暂时融为一体，在接触中互相砥砺，而且最终点燃了整个法兰西的心。这就是1789年，无疑它是个无经验的时代，但它却襟怀开阔，热情洋溢，充满雄劲和宏伟：一个永世难忘的时代，当目睹这个时代的那些人和我们自己消失以后，人类一定会长久地以赞美崇敬的目光仰望这个时代。那时，法国人对他们的事业和他们自身感到自豪，相信他们能在自由中平等地生活。在民主制度中，他们便处处设立了自由制度。

可是第一代革命的人被摧毁，或丧失了锐气之后，自由是首先被挫伤的，专制就被抓住机会建立起来了。

最后作者花了大量笔墨来歌颂和描写法国这一奇特的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