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马克思《穆勒评注》

我决定读一些所谓的“左经”，争取提升对于野生国师们的免疫力。这是左经笔记系列的第一篇。

背景

穆勒即James Mill的德文姓。此人有著作Elements of Political Economy（1821），其子John Stuart Mill有著作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1848），注意不要混淆。父子都是功利主义一派的社会学者。James Mill和David Ricardo、Adam Smith等人都是古典经济学的创始人。

显然，在人文学科以外没有人会自称“古典xx学”学者。这一顶古典经济学的帽子正是马克思扣上去的，因为他要批判他们。他们自己说他们做的是“政治经济学”。不过，这顶帽子影响深远。几十年之后，哈耶克和弗里德曼这伙人又自豪地戴起了这个帽子。

马克思1844年（26岁）在巴黎写了对密尔1821年著作的笔记——包含摘要和评论。马克思在巴黎的笔记里面包含了大量分门别类对于社会科学前沿的摘要、整理与评论，这个写笔记的方式值得学习。

这篇内容里面马克思更倾向于摘录而非整理。当然，他的摘录很可能是有学术动机的，但我没有。以下内容除非特别指出的，一概默认为是经过我总结的密尔的话，而不是马克思的话。由于高中政治课从来不听课，我对很多概念的理解可能有较大的偏差，所以我的总结也不能代表密尔或马克思的观点。

具体内容

• 生产。分工和规模化是有利的。

• 分配。

  • 地租。地是一个代表，表示生产当中的资源。密尔讲了一个toy model：一开始，假设肥田都已经被种上了。薄田可能还没有人种。资本可以选择继续投入肥田，获得边际效益；也可以投入薄田。有一些投入比别的投入收益更大，那么地主可以收去这个差额作为地租。“地租是对土地投资效力最小的那一部分资本所带来的产品同所有其他投资效力较大的那一部分资本所带来的产品之间的差额。”
  • 工资。劳动同样满足供求关系：人口增加而资本量不变，则工资降低。反之亦然。“人类的普遍贫困是一个事实，它只能用下述两个前提之一来加以说明：或者是人口具有比资本增长得快的趋势，或者是人们以某些方式阻碍了资本具有的增长趋势。”
    • 密尔假定人像兔子一样能生。
    • 资本的增长是以暂时放弃消费为代价的。“人口在某个时期不论以什么样的比例增长，在其他任何时期也将以同样的比例增长。相反，资本增长得越多，增长的困难就越大，直到最终不能增长为止。”不仅资本不能增长，资本的利润也会下降。因为资源有限，而边际效用递减。
    • 密尔认为应该通过对经济活动的立法来间接控制人口，因为他觉得资本的高速增长是不现实的。

• 交换。 交换的定量关系（这个量指价值）取决于供求关系。这个关系取决于参与生产的劳动的总量。这里的劳动包括工人的直接劳动和资本家的所谓“积累劳动”。当然，所有的劳动都需要资本，这种分类具体是在区分投入的资本转化为工人的工资或者转化为生产资料的两种情况。易知，资本转化成工资的部分越多，则工资数值对于利润的影响越大。而转化为生产资料的那部分资本所产生的利润不受工资的影响。因此，工资越高，则那些需要更大比例直接劳动的产品，其价值相对来讲就越高。如果将直接劳动的比例与造币相比，那么就得到产品与货币的价值之比，也就是产品的价格。所以，理论上可以计算工资对于价格的影响。 交换的利益来自于得到的东西，而不是换出去的东西。“要知道，如果他认为自己的商品比他要换取的商品价值高，那他是会把自己的商品保留着的。宁要另一种商品而不要自己的商品这一事实，证明另一种商品在他看来具有更高的价值”；“任何国家的利益都不在于简单地把自己的产品脱手，而在于用它来获得的东西。”如果你意识到这里“脱手”指的是并不收钱（因为收钱意味着换得了货币），那么你会发现这就是一句废话。 密尔把货币归于交换的媒介，并且（我不确定这一段我的理解是否正确，因为我脑补了一些逻辑环节）认为货币同样是一种商品，货币可以做媒介，贵金属和其他具有类似性质的商品也可以做媒介。货币的价值乘以货币的流通速度是全部商品的价值，而流通速度正比于在一定时间内参与交换的总货币量。从这个定义上讲，若认为生产和交换的诸过程相对稳定，那么流通速度与货币总量可看做同一概念的不同说法。因此，货币总量调节商品与货币的价值之比，也就是价格。如果开放自由铸币，那么货币总量由铸币所需的贵金属的价值调节——“金和银都是商品，是需要使用劳动和资本的产品；因此，金和银的价值，象所有其他产品的价值一样，由生产费用调节。”

  • 马克思从密尔论货币的部分入手对古典经济学做了批判。这一批判是两个层次的：
    • 模型过于理想化。供求之间的不相适应对于价值的调节不是立即响应，而应当有弛豫时间。并且，来自人所不可控的随机因素不可忽视。这一批判我认为似乎没有什么道理，因为他们总可以测量、归纳，改善模型。“这种现实的运动——上面说到的规律只是它的抽象的、偶然的和片面的因素——被现代的国民经济学家歪曲成偶性、非本质的东西。为什么？因为在他们把国民经济学归结为一些严格而准确的公式的情况下，他们要抽象地表达上述运动，基本的公式就必定是：在国民经济学中，规律由它的对立面，由无规律性来决定。”马克思这一段话我认为道理是不充分的。这相当于我们可以说一个玩具模型没有抓住系统的主要特征，但不能说系统本身就没有可把握的特征。
    • 古典经济学粉饰了对人的异化。 货币的概念完全来自于人的交换，它是交换这样一种社会行为的实体化。人的生产活动产生私有财产的概念，而私有财产又催生交换。人的生产、人的私有财产的概念被打包起来，排除了特殊个性而被抽象成了“货币”这个媒介。因此，“货币越是抽象，它越是同其他商品没有自然关系”，它就“越适合于货币的本质”。 当交换行为完成了共识下的实体化之后，货币这个媒介、这个实体化的地位从“只有在这个媒介代表这些物的情况下这个媒介才有价值”一跃而达到了“只有在这些物代表这个媒介的情况下这些物才有价值”。在这个情况下，货币是“私有财产的丧失了自身的、异化的本质”。 马克思进一步指出，货币越是进一步的抽象，这种异化的作用范围和力量就越大。这样一种抽象的代表是信贷和银行业。在这些地方，谈及“信用”，实际上指的是“支付能力”。汇票、支票这些实体，它们所抽象——进而反客为主，实现异化——的不再是商品、财产，“而是道德的存在、社会的存在、人自己的内在生命”。面对这种状况，国民经济学却不以为耻，反以为荣，“把社会交往的异化形式作为本质的和最初的形式”。 但是，对我来说，这样一种所谓的异化似乎是社会作为一个复杂系统进行自组织的结果。生产力提升了之后，输入系统的能量就提升，于是产生新的结构。这个结构，或者说社会的形态，并不仅仅包含着生物学意义上的人，也应当包含着人所建构出来的相互作用的形式。人的劳动被异化为货币，人的道德被异化为信用，这些仿佛不见血的谋杀，正如人的思想被异化为语言那样，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是人类的必经之路，只有早晚的差别，没有善恶的优劣。然而，我仍然谴责这样的异化，因为必经之路并不意味着稳态。社会演化的这个阶段必定朝着下一个阶段发展，而在这种异化之下存在受到损害的个体这一事实正是演化的动力。 讨论马克思的论述时我们不能忽略时代的基调。整个文艺复兴以至于启蒙运动这数百年的基调是解放人的天性。但是随着它带来的大发展和大进步改变了社会的形态，人们——例如马克思和涂尔干——惊恐地意识到，这些解放天性，鼓励人自我实现的思想所带来的美好生活却无法控制地成了吞噬人的天性的怪物：“生产越是多方面的，就是说，一方面，需要越是多方面的，另一方面，生产者完成的制品越是单方面的，他的劳动就越是陷入谋生的劳动的范畴，直到最后他的劳动的意义仅仅归于谋生的劳动并成为完全偶然的和非本质的，而不论生产者同他的产品是否有直接消费和个人需要的关系，也不论他的活动、劳动本身的行动对他来说是不是他个人的自我享受，是不是他的天然禀赋和精神目的的实现。”这是一个绝望的故事。

• 消费。

  • 密尔：生产和交换都只是手段，而消费才是目的。
  • 密尔认为需求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购买的愿望，一部分是购买的手段。“一个人所提供的等价物品就是需求的工具。他的需求量就是用这个等价物品的价值来衡量的……他的需求，正好等于他不想供自己消费的产品总量。”因此可以推测，如果将所有这些产品用于供给，那么总可以说供需相抵。但这无非是一种文字游戏罢了。在日常中文（我不清楚英语或德语）的语境里，“购买的愿望”才是需求。 密尔和其他古典经济学家将购买的愿望和购买的手段等同起来，认为后者定义了前者，并且称之为严格的供求关系。这样一种情况之下，购买的愿望不是出于人本身，而是出于人的生产所得的产品，即购买的手段。产品本来是被人所支配的，但是随着基于私利的产品交换的种种形式渗入到社会生活的每一个领域（马克思：“我们彼此进行交谈时所用的唯一可以了解的语言，是我们的彼此发生关系的物品”），人的愿望就几乎等同于人的购买的愿望，因此人反而被产品所支配了。产品的秩序借助理性人的交换动力学进行运转，人不得不服从，因为凡是拒绝参与这种交换动力学的人都会被讹诈、欺骗，最终被击败。在一个相对均质的社会里面，如果没有外部的约束，那么这种讹诈、欺骗可以体现为以土地或其他生产资料为抵押的借贷，这种击败可以体现为失去土地的流民与债奴。在社会与社会之间，这种冲突则体现为基于市场的殖民主义，讹诈、欺骗的形式包括由军舰保卫的自由贸易条约、用新自由主义武装起来的经济学家，这种击败则体现为国家层面的萧条甚至是饥荒，民族层面的屈辱甚至是灭绝。 知乎著名网络社科全栈学者@莱茵行宫伯爵 曾经在关于商业对传统社会影响的回答里面提到Polanyi对于交换过程的分类：互惠、再分配和市场。市场是最符合理性人假设的情况，所以在经济上更高效；但是由于事实上，特别是传统社会，理性人假设不成立，因此基于市场的商业“容易破坏传统的社会关系，放大风险和匮乏，威胁农民的安全。如果这种渗透形成了规模，威胁的就是社会的稳定”。 “现代化进程中的帝国很少在乎殖民地农民的生死，他们把市场强行推向农村，摧毁农民保护自身的传统社会关系，让他们赤裸裸暴露在风险面前。高中的时候，我曾问过我的历史老师，为什么列强要在晚清抢修铁路？老师回答说，那是因为铁轨下面的土地有矿藏。这个答案没能让我信服，后来我终于明白。铁路的作用就是为市场开疆扩土，铁路铺到哪里，那里的自然经济就会瓦解，人和自然界就会变成劳动力和原料。“要想富，先修路”，这话说的没错。但是在很多情况下，道路首先带来的是赤贫，随后才是对富裕的许诺。商业下沉，统摄一切交换的过程，正是现代化的一个方面，会给社会带来极大的风险和痛苦。而殖民主义，就是不计代价一步到位地推广这种交换模式，因此会引发无数的悲剧和反叛。然而说来讽刺的是，商业如今几乎控制了我们当今社会的所有交换，而我们已经习以为常，甚至想当然觉得古代社会也差不多，却不知道这一秩序的诞生意味着多少阵痛。我们赞叹商业带来的美好生活，却不能理解我们的祖先对这一洪水猛兽的恐惧，又有多少人曾因它家破人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