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班牙四城市和巴黎游记
预警：本文将会很长，可能比较无聊。
甲
今天是2020年1月6号，我坐在巴黎共和广场东北边很近的一家小旅馆单人间里，下午五点半的天色已经暗了，从窗户向外看，是一个较大的路口，仍然繁忙，各色的街灯在亮，星星还没有升起来。我的朋友们已经都离开了巴黎，回到了世界上的各个城市。明天清晨我也要动身了。
从去年12月25号到今天，我在欧洲待了快两周，先是到马德里，和另外五位朋友会合，然后从马德里乘火车到塞维利亚、格拉纳达、巴塞罗那。在巴塞罗那结束行程后，一人回美国，其他人乘飞机去巴黎。一位在里尔读书的同学来和我们玩了两天。然后大多数人回家，我和另两人在巴黎额外停留两天，我自己再多住一晚。对于我来说，这一趟赶上了很多不走运、愚蠢、令人愤怒的事情，但是我并不后悔，相反却非常珍惜这段旅程。我觉得它是我生命里非常值得怀念的一部分，所以我有必要奋力希望抓住一点欢声笑语的余脉，倾听一些盛宴过后忧郁的回音。
乙
Il est revenu le temps du muguet
铃兰归
Comme un vieil ami retrouvé
故人逢
Il est revenu flâner le long des quais
闲步河边
Jusqu’au banc où je t’attendais
俟君倚长凳
Et j’ai vu refleurir
喜相逢
L’éclat de ton sourire
笑又生
Aujourd’hui plus beau que jamais
今时笑比往日胜——法语歌曲 Le Temps du Muguet，调寄《莫斯科郊外的晚上》
引子
人们具有很多坚定而积极的情感，现在的中文里一般说这些情感叫“爱”。这还是受了西方的影响。之前美国人写了书探讨希腊文的四种爱，其中一种philos即是友情，说是有共同的价值观，或者兴趣之类的人之间会产生友情。就我个人的体验来说，中学期间的朋友是非常宝贵的。尽管我们的认识出于偶然的因素，但许多的兴趣、价值观之类都是在一个联系非常密切、气氛非常美好的集体中共同培育形成的；毕了业之后，又立刻多出了一层根植于往日时光的神圣归属感，因此相互之间近于无拘无束，尽可以谈论任何观点上的分歧、价值上的差异。这次来欧洲，成分就是这么些人，大概我一半的好朋友都在，很多人本来都是时常联系的。我第一周笑得恐怕比此前一年都多，说话把嗓子都说哑了。
我记得我们毕业的时候，大抵是有人流了泪。当时，对我们还是抬着头畅想一往无前、阳光灿烂的日子，而同窗的过去仍然剔透、真切地靠在我们身后。现在，过了一些年了，谁都早就不是他从前的那个样子，回忆也会缓慢地碎裂、变钝，毕业那时候剧烈的感伤，到了这次离别，就成了铃兰花香一样清淡而令人微笑的忧伤。实际上，人总是自私的，当我们思念旧友，我们也许并不是在怀念那些与我们同乘过一列车的人们，而是在怀念自己在那不可再来的列车上看到的奇妙又伟大的风景。我早已习惯了一个人出门，一个人去做任何事，但我仍然深深怀念着这些风景。无论是这短暂的旅程，还是（哪怕是！）这不可避免的告别，无不仿佛使我置身于这些风景之中。
第一个朋友
在里尔上学的朋友来过几次巴黎，他这回只是短暂和我们相聚了两天。这人说话还和以前一样有时候不着调。老友记里头，Chandler Bing 讲话，也是这么个不着调法，只是加了好多喜剧加工。和这样的人说话是很愉快的，更不要说他还能算个法语翻译。他来的那天早上，我们先上奥赛宫去，然后去卢浮宫，晚上去埃菲尔铁塔。在卢浮宫基本上都是走散了看，在铁塔倒是拍了好些合照。从铁塔下来大概有十一点了，我们打了Uber，上车之后他就跟司机说法语，说了半天，我们都听懂了“我不会说法语”这一句，然后就笑，司机也笑，说了句话，我听不明白，大概意思差不多是”你是不是在有意消遣洒家“，然后他作为唯一会讲法语的，就自个儿笑起来，然后带着我们剩下所有人再一次笑起来，之后司机放起了歌曲，我们就问歌名，司机说是Maroon5的新歌，实际上就是Memories，后来司机就把歌声开大了，后来司机老婆打电话过来，声音也就那么放着，反正我们大多数人毛都听不懂。其实到巴黎的时候，我已经生了病，嗓子很疼，头也不太清醒，所以这一天下来，搞得精疲力尽，第二天上午先去了先贤祠，我出来之后就说我彻底撑不住了，回到宾馆去，他们去了荣军院和罗丹博物馆（后者关门早，他们没捞着看），之后他就把他们带到火锅店去，我在宾馆歇够了，走二十分钟过去找他们。这一晚是整次旅行最正式的分别，因为算上他我们统共七个人参加这次旅行，有三个要在这一晚之后离开，这是最多的了。我忘记了我们都说了什么，好像主要谈论的内容并没跑出这桌菜，但是都很高兴。火锅确实是很好吃的，是正经的重庆火锅。不过，我也是个正经人，我拿生病做借口，一直顽固地选择涮清汤锅，蘸麻酱葱花。
吃完饭，他就走了，他得去赶里尔的火车。我们很早就熟悉了，因为我刚上中学的时候只有一个朋友，还是体检时候认识的，而这位朋友和他曾经是一个小学的。我们最开始曾经在一起踢球，我们管自己叫“三个火枪手”，还一起看过一部叫《三个火枪手》的电影——虽然说几乎是烂片。以前在很小的时候，他喜欢过一个女生，那时候我们几个人跟着学校组织的夏令营在外面，他在QQ上和人家聊天，想发些稍微直接点表达意思的话又不敢动作，是我抢着按下的发送键。后来，他们也许短暂地在一起过。我不知道。后来他不踢球了，考到北航的中法工程师班去，进两年是在里尔学习的。司机放着法国的老歌的时候，他和我们说，法国同学老是出去蹦迪。法国人蹦迪喝酒放飞自我。有的人说，蹦迪能减肥。还有的人说，最好不要去蹦迪。他说和法国同学聊不进去，他们主要的社交活动是蹦迪，他们的话题和我们不一样。我们的学校蹦迪吗？我说我们学校是著名党校。party school。但是我大抵是从来没机会蹦迪，也不打算去。有人说好像所有人都说自己学校是党校，但是很少见到真去上过党课的。我说是这样。我说抱团很常见——印度人抱团，欧洲人抱团，中国大陆人、韩国人、当地人……我于是就想到了我这学期交的一位美国朋友，他父母来自西孟加拉和马拉雅拉姆，他本科在caltech，算个比较宅的人，对美国同学和印度同学好像都没那么混得进去，老是和我们这几个中国人出去玩。他说他以前爱打游戏，现在忙起来，不怎么打了。有一次一个人说，他在这儿读博，他的中学同学都结婚了，不谈他们从前那些快乐的dota话题了，这人就给他讲梵行期，素食，禁欲，想开导他……我就想，等有一天，他们都结婚了，还有人和我聊足球，打实况吗？也许到那时候，远到看不见的将来，我也结婚了……我就这么想着，突然间发现，我说完抱团那句话之后，全车人都沉默了，不过更有可能是我反应太慢，没听见他们已经聊完了。很快，我们又谈起有趣的其他话题来了。
第二个朋友
他没和那位在巴塞罗那就飞回美国去的同学见上面。那同学可能是我们这里头最聪明的，可能也是最搞笑的。他过得很单纯，至少我们看上去是这样；他喜欢刨根问底，所以比较适合做科学家。这人现在在纽约大学搞神经科学。我第一周去，笑了那么多，和他关系很大。一大半都是因为跟他打FIFA。以前我玩FIFA，后来它变成FIFA mobile，成了卡牌游戏，我忍气吞声，甚至靠着一手弧线射门在没花钱的情况下刷到过国服前400；可是它又变成田径游戏，完全成了充钱和代打的沼泽，我就重拳出击，删号跑路去玩实况了。但我这位同学并不觉得田径游戏很愚蠢，他反而觉得很好笑。我们到马德里，就看见他在玩FIFA。
这人人很好。我们在马德里，退了房往火车站去存行李，在火车站附近我手机被偷了，他提出来要跟着我一块去报警。最后一起去报警的算我有三个人。我们经过一些波折，花了一个小时，到了警察局之后，又有种种事情，大约在那里耽搁了两个小时，我害他们都错过了午饭。但是他说，我觉得我们在警察局待的这段时间是来西班牙最有意思的经历，因为真的很有意思。后来我们从警察局出来，叫了辆Uber，直奔伯纳乌，用最快的速度走完了整座球场，再回到火车站取了行李，没有错过什么东西——如果说《格尔尼卡》不算什么东西的话。
刚上中学那会，我们并不熟。我记得这人上课爱接茬，为这个受了些处罚。是热刺球迷，踢球也跟热刺一样脏，场上还是游戏里都是最喜欢铲球。后来我们混得比较熟了，经常放了学在校门口站着聊天，一聊就是一个小时，经常是些很有意思的话题，有时候谈癌症，有时候谈足球，有时候谈物理题。偶尔也谈女生。中学最后一年之前我有一个女朋友。有一次我们站在学校对面楼底下聊天，她出来了，他就跟我说，你敢不敢过去跟她说，尤文图斯是个好球队？就这一句话，不许说别的。我一直是尤文图斯球迷，他是半个佛罗伦萨球迷，那时候佛罗伦萨还能和热刺踢个有来有回，现在热刺是欧冠亚军，佛罗伦萨快掉进意甲保级区了。我就过去，真的走到她面前去，说，尤文图斯是个好球队，值得人的喜欢；末了又加上一句，说佛罗伦萨是个XX球队，我说完了，走回去，说，你都听见了吧？他说没听见。我那时候竟没赌个切点什么。现在？现在我都不知道她长什么样了。上次看着照片都认不出来。现在回忆起当时的一点一滴，真觉得——佛罗伦萨的确是个XX球队。德拉瓦莱！你怎生对得起普兰德利！
那个时候班上有个山西人，有一天脑子发热说要建国，叫稷国，他也跟着建国，说叫比稷大。比稷大国比稷国小一百倍，但是却建在稷国的油田里，有一天比稷大把稷国的石油都抢了卖钱，离开了稷国，全民做了生理改造搬到犬阳系的干卫六上靠呼吸甲烷固碳生存。他姓赵，做总统，比稷大的官员全姓赵，比如说经济部长是第三十六任赵经济，我说你之前是不是说过足球运动员也姓赵，赵中锋，赵门卫云云。他说我想过了，他们不配姓赵。比稷大人嘴里只进气不出气，语言全是吸气音，听着像鹅叫，排气从肠道出，靠括约肌控制发声，也能讲话，比稷大人靠这一手能一人唱两个声部。然而，他觉得我这后面一些设定是在抹黑比稷大，没有采用。惜哉，买椟还珠！
我们第一天在马德里的时候，去Thyssen-Bornemisza美术馆，还去Prado，看了一天的画。我们基本上都对美术一无所知，只零星懂得一点有限的常识，在这一点常识的框架下，我给他们讲维拉斯凯斯、戈雅，他跟我们讲提香，鲁本斯，他说他最喜欢的是巴洛克风格，画家最喜欢鲁本斯。
两位朋友
从火锅店分别了一位朋友以后，我们就往回走。那时候我病得有些重，吃了火锅却精神抖擞，所以回去就打实况。就剩我们三个男的，在小旅馆的房间里轮流配对打，一直打到一点多。踢的是喜剧足球，笑掉人屁股的那种，所以越踢越抖擞。
那不勒斯球迷
其中一个人，是那不勒斯球迷。他原先不是球迷，后来我们玩计算器模拟FM，他也加进来，那时候能选的队不多了，他就选那不勒斯，于是就是那不勒斯球迷。大学的时候我们一起上过几节足球课。后来有一回，他跟我聊天，说他其实没有那么喜欢足球，大家都玩足球，所有话题都围绕足球，所以他也习惯了这种生活方式。我沉默了好一会儿。其实要说完全不喜欢足球，那也不太可能，他手机上还装着懂球帝。但他确乎是没有那么热爱足球游戏，他更喜欢策略游戏，平时玩的是P社、文明。现在想想，中国足球荒漠中，我们当时那个班简直是一片丰美的绿洲。
他这人数学好，一直当数学课代表。我妈说别的家长说他妈说他小时候喜欢做题，拿做奥数题当娱乐，刚上中学那会，数学老师搞摸底考试，我排倒数第二，他排正数第一。后来我们上了大学，回去拜访中学老师的时候，他还和以前一样，帮着数学老师判卷子。我们上大学之前，原本并没有很熟；大学因为是在一处的，所以渐渐的聊得多了。他高考没太考好，总之是没能进数学系，去了自动化系。但是他后来接触机器学习，做计算机视觉，他说这很有意思，值得热情，现在他就做这个。
我这人对陌生人不爱说话，对熟人说不完话，他是对什么人都不爱说话。但是偶尔也有话多的时候。本科时候一次聊天，在学校食堂从下午三点聊到晚上八点，一开始聊的是学术上的事情，后来就谈观念，谈理想，我们的家庭完全不同，出于这个区别，我说我一辈子可能都是反精英的，他也并不讳言他的立场可能正好相反。我还说，我以后不会喜欢住在一个大城市，实际上，如果要住，好像也没关系；只是我不太在乎住在什么地方，如果我能做成一个科学家，那么就只考虑学术上的因素；如果不成，那就看命；他就说他觉得世界上他想住着的地方一只手就能数的完，不外乎我们都知道的那些大城市，而且，他说，国际局势有点紧张，谁也不知道之后会发生什么，可能到时候还是要考虑安全的原则，对他来说，他想要确保他的命运。安全？意大利最安全。我们应该都跑到意大利去。他不知道我是开玩笑还是真这么想，但意大利确实到时候会挺安全的（疫情后的澄清：指意大利擅于站队，在发达国家中受冲突损害较少。我也没想到病毒这种自然因素。。。）。另外，我们的父母那个时候比现在稍微年轻一点，我们的谈话里大概没有提到他们的因素，我们都相信他们能够照顾好自己，我们希望这美好的希望能够一直作为现实持续下去。
在塞维利亚的时候，我们住一间独栋的大别墅，房子有四层，一楼有钢琴，其他人住二楼的三个房间，我住三楼，房间里挂着一幅几个人擦地的画，后来我在奥赛宫见着了它的原作，四楼是观星的好地方。比稷大总统那时候除了喜欢铲球，还喜欢弹琴，况且他还碰巧喜欢国歌、音乐剧，还有Remove Kebab。我们有一天晚上 在房间里合唱了亚利山德罗夫作曲的那首歌，只是他唱的是1970年的词，我唱的是2010年的词。这种行为在巴塞罗那的跨年夜达到了高潮。那个时候，我们从蒙锥克山上下来，喝了一瓶Sangria，就着新年的钟声吃了葡萄，电视里蒙锥克山前的喷泉上空流转着烟火的光辉，耳边传来这些烟火迟来的炸响。四个男生凑在一起打两种足球游戏，两个女生在她们的房间里。后来我们就开始唱 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先是英语版，然后我又唱了法语、荷语版——现在网易云上好像这些都不见了。拿波里球迷说他电脑里还留着悲惨世界的电影，于是我们基本上开始唱了这部电影里所有的唱段，高潮出现在我们决定唱 One day more 这首歌的时候，四个人的声音在狭小的公寓房间里有了一点回荡的意思，我们在整齐的歌声中迎来了新年的第一天，仿佛那将正好是我们所有人极端而精彩的命运被决定的那一天一样。
佛罗伦萨球迷
另外一个人，是佛罗伦萨球迷。他原先不是球迷，后来我们玩计算器模拟FM，他也加进来，那时候能选的队不多了，他就选佛罗伦萨，于是就是佛罗伦萨球迷。我那个时候叫他造库森。造库森是和他的真名相近而有一点滑稽的一个名字。后来，人们就都叫他造库森。他甚至接受了这个外号，这是很少见的。给人起外号，如果要叫别人接受，一定要起一些完全不知所云，看不出任何褒贬的外号。哪怕你夸人家，叫他中国梅西，他敢自己这么叫吗？早就不好意思了。你要是骂人家，叫他中国C罗，也是一样。
这个外号出来的时候我们在高思上数学和物理的课外班。我没学过竞赛，这些课外班事实上讲的也都是一点皮毛。另有班上一个数学课代表在同一栋楼里面上一种更高级的数学课。可能是我们那个时候觉得这个人长得像古细菌，我们不叫他的真正外号，而叫他古细菌。古细菌是数学天才，也是吃饭的鬼才。我和造库森每次去上那个课，都在地铁上见面，然后去吉野家吃饭。我总是吃一个标牛套餐加一个海带结，造库森则是鸡肉饭套餐加一个萝卜片，每次都一样。古细菌来得晚，他总是点三碗标牛，那橘红色的餐盘上的三碗大饭，好像夕阳光辉下隐藏的三个月亮。不一会儿，三个月亮就被拨开云雾，露出皎洁的白碗底，原来古细菌不一会就都吃完了；但是终究是一碗饭吃得更快，所以每次我和造库森都跑到天桥上，等一道闪电冲出吉野家，在冲上天桥之前，我们赶紧溜掉，进入马路对侧的建筑，在时间正好之时冲入教室……
造库森这人为人很平和。我手机丢了去报警，他也和我一起去，耽搁了他的许多功夫。在国内时，我和他家住得近，有时一起玩耍。今年（农历年）我们一起去了园博园，在延庆，那里的足球不太纯粹，我们走了一天，最后意犹未尽，在地上踢瓶子。过路的人们都对我们侧目而视，好像在看一场低劣的斗鸡表演。那个时候我们马上就要分别了，虽说此前见得也不算多，而此后离得也不算远，但踢瓶子这种娱乐方式实在是对于我们中学时代的伟大友谊的最好致敬。我们主要的目的是穿裆，两个人在一块小地方转圈圈，稍有异动就把腿紧紧并起来，那个塑料瓶在地上滚动跳跃发出清脆的响声，太阳从山上落到了山下。我当时不亦乐乎地和他玩这种幼儿的把戏，实在是不知道他也是有女朋友的正经人了，既然他两个已经几乎是在朋友圈进行了公布，我也不妨把这等轶事写出来。造库森的女朋友在另外一个大洲读书，与他一样都是数学系的学生。他们中学时候是前后桌，在我们毕业以后的一次聚会上顺理成章地聊到了一起，进而搞在了一起——但是他们很慢，很小心，因为他们珍视这情感，知道山海遥远，命运混乱。在巴塞罗那，在巴黎，我们都已经了解了他们两人的事情了，他们秉烛夜游去，我们就在房间里打实况，我和拿波里球迷——我们都曾经有过相似的、荒谬的、幼稚的感情。
造库森曾经在巴塞罗那的地铁上和我谈论过往，我那时很好奇，他便要求我用我的故事换他的故事，然而我大亏特亏，因为他的故事平淡没有波澜。后来，对个人隐私看得比地球还重的拿波里球迷也加入了讨论，在巴黎的第一夜，我们三个吃着楼下买的麦当劳，在小房间里谈着我们的故事，两个人谈已经过去而不为人所知的故事，一个人谈正在发生的现实。后来，我们又聊些别的，谈到现在，谈到未来。大抵是这一晚，造库森和他女朋友出去散步，回来之后他女朋友就感冒了。第二天，我也感冒了，我的喉头肿痛发炎，前些天一直用四季感冒胶囊盖着，没有加重，到了巴黎，我的药吃完了，每天的奔波更累，讲话磨损更多，于是病情立刻严重起来。回想起在新年唱着ABC Cafe的歌儿的时候，我学着安灼拉的话，对造库森说：I am agog, I am aghast! Is Marius in love at last? I’ve never seen him so Ooh and Ah! 用虚构的古话来说，这就叫舌根乱嚼，喉咙生疮。我祝造库森和他女朋友幸福，山海虽远，办法却总归是有的。
另两位朋友，和其他
其实，两个女生我在中学阶段是不怎样熟识的。小学的时候，我还能够和女生玩在一起，但是也许是发育的比较晚，一进入中学，我就把她们全看做是十恶不赦的敌人，这个时候有些人已经开始堂堂正正的追求其中的某些人了。我稍微有些了解的，是我当时的那位女朋友，还有她最好的一位朋友，况且我们当时坐的很近，而我也已经过了视之为凶神恶煞的阶段，而开始关注班上一位好事者对于女生们第二性征大小的排行。这一次同去的两位当时与我并不曾许多交谈，但我们一向互相知道都是好人。她们两个本来一直是极好的朋友，相互之间颇多典故交流，这次与我们这些怪话人一起出门，也不至于陷到疏离于对话之外的尴尬。
一月五号之后，其他人都走了，就剩下我和两个女生，但是三人之中有两个病号，我们也看不了太多什么东西。那一天我们去了橘园美术馆，巧的是美术馆在每月的第一个星期日免费开放，我们又选了个人比较少的时间进去，那天的巴黎上方像往常一样飘着一层灰白色的薄纱，云层很低，薄却有压迫力。三层楼、窄窗子、外墙掉漆的老房子密密麻麻地向远方延伸，石板路上似乎还有往日街垒的遗迹。到处是涂鸦。我们从杜伊勒里花园进去，有小商贩在卖热红酒、华夫饼，自以为穿得优雅的巴黎人在这一片地方走来走去，砂石路脏兮兮的，冬天的树也光秃秃的，它们的树冠被修剪成立方体的形状，排列在宽阔的道路两边，夹着两排雕像，中间一圆喷泉，边上走着肥胖至极的许多鸽子。从这条路出去，正对的就是协和广场，那里立着一座方尖碑，上头的金顶在巴黎无边的灰白房子当中闪着光。我们从左边进橘园美术馆，零层是莫奈的八张大画。这些画放在椭圆形的房间，嵌在墙壁上，面积几乎可以与卢浮宫那些历史画相比，但更加狭长。这些都是莫奈在吉维尼的花园里看到的景象：不同光线下的睡莲、不同时间的柳树和池塘。莫奈画这些的时候，他有多么的瞎呢？他看到的光和影，未必就是我所看到的；每个人看到的都不一样，然而只有他那半瞎的视野留了下来。往下一层，是一个特展，讲二十世纪初的艺术收藏家、评论家菲利克斯-费奈昂和法国艺术的故事。费奈昂并不是一个炒作、投机的商人，而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在政治上的观点和艺术上同样活跃。这展览捋清了费奈昂在文学和绘画方面对法国艺术界的重大影响，在他的推广之下，后印象派和超现实主义走上了台面，一些来自大洋洲和非洲的原始艺术也进入了巴黎的视野——当然，这是殖民者和西方中心论者的视野，即便如此，我们应当从历史的角度宽容他，就像西涅克给他画的肖像那样，他为这个世界带来了额外的色彩。
巴黎的地铁都停掉了，我们往返靠的是Uber。前一天巴黎地铁刚开一部分人工驾驶的线，但我从先贤祠独个儿往回走的时候，坐地铁，坐到一半，倒车的时候发现本来开着的一条线又临时关掉了，我就坐Uber回去，结果十五分钟的路程生生走了一个小时，因为是在城里，冲突的核心，临时又要封很多路，不得不常常掉头，能走的路又很堵。那天我在车上迷迷糊糊，顶着颗半晕不醒的脑袋歪坐在后座上，就看见拿着防爆盾和甩棍的警察从人行道上走过去，然后是从车缝里头刷过去的警摩，最后是被堵在车流里寸步难行的警车。在一个路口，一群警察在等红绿灯，中间站着一个风韵犹存的妇女，似乎对这个情况习以为常，甚至饶有兴致。另一个路口，一声尖叫，一声摩托车马达，一个不像本地人的妇女挥着手，大抵是被抢包了。抗议者么，我也见到了，是在回宾馆之后的电视里头，领头的一个灰发的老者站在横幅后头，前倾去凑话筒，一手要挥舞，神情要激动。后面大约有两三个围上来的，更多的是站着。后来我们三人一起坐车的时候，有一次遇到封路的牌子，司机探出头去，和看牌子的人喊话，牌子就给推开了。其他的时候，我们是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中学的故事，有时候笑一笑。其实不大应该，她们有时对我们的怪话表现出好奇，我却没有怎样过问过她们的怪话。这何尝不是一种不自知的文化霸权呢？她们讲话也是很好笑的。
丙
L’homme a voulu monter vers les étoiles
人想翻越群星，
Écrire son histoire
Dans le verre ou dans la pierre
于金石刻下历史。
Pierre après pierre, jour après jour
石块累积，时间流去。
De siècle en siècle avec amour
伴随着爱，过了许多世纪，
Il a vu s’élever les tours
人看见高塔升起。
Qu’il avait bâties de ses mains
那是他双手的造物。
Les poètes et les troubadours
诗人和歌者，
Ont chanté des chansons d’amour
唱着大爱的歌曲，
Qui promettaient au genre humain
De meilleurs lendemains
向全人类，
以明日相许。
——音乐剧《巴黎圣母院》
引子
最开始我想要来的时候，是想来看看塞维利亚。我喜欢安达卢西亚，喜欢那儿明媚的阳光，在法剧《唐璜》里头，有首歌谈女人，说她们是最美的国家、安达卢西亚的太阳、非洲吹着自由之风的土地（。。。）、意大利的甜美。现在人们谈起安达卢西亚，老觉着他们都是一堆讲土话的农民，但他们也引领过自由的风。哥伦布、麦哲伦从这里起航，而塞内卡和伊本-鲁世德在这里出生。造库森要来，恐怕是一个漂亮的预谋，他的女朋友正在欧洲上学，很容易就被他叫来共度美妙时光。他也许本来也想来趟巴黎。那不勒斯人要来，是因为他对历史的热情，他想在阿尔罕布拉宫的庭院中走一走。其他人，大抵是出于对似水年华的追思，或者对旅行本身的向往吧。
两天
机票出了些差错。飞机在摩洛哥转机，正好和拿波里人同行。他给了我一迪拉姆，这是摩洛哥的货币。摩洛哥是不让货币出境的。可他带的太少，他们就放他过了。据他说，摩洛哥足球很纯粹，可是基建并不发达，物价又贵，恐怕住着不会很好。摩洛哥是北非的稳定国家，没有利比亚的枪声，尼日利亚的贫民窟，博茨瓦纳的传染病，已经是非洲里头比较幸运的国家了，仍然过成这个样子，稍微令人有些感受。我自己从机场感觉，这里有些符合我对于八十年代北京饭店的想象。进出的全是外国人，服务生熟练、有格调，进退自如，消费如同割肉；厕所门口站着递擦手纸的女保洁员，总是索要小费。
第一天晚上在马德里，大家见了面，很高兴。晚上就出去看圣诞灯，街上挂着些；往老城核心处走，就更明亮热闹。第二天是主要的，上午去Thyssen-Bornemisza美术馆，下午去Prado。前者指定了一个按时代的参观顺序，从中世纪到现代艺术。说实话，这里放的巴洛克以前的艺术，并没有许多出名的；而往后的，就开始有些值得一看的东西，像卡拉瓦乔、提香、埃尔格列柯、鲁本斯……我从前对于西方美术史不太知道，甚至没听说过格列柯。但他画的一些宗教画里头，那种雷光霹雳带闪电的风格一下就吸引了我的注意力。往后，现代艺术里头，有一些蒙德里安，康定斯基，波洛克，我都看不太懂，但他们风格鲜明。往大了说，他们都是有意识形态自信的人。虽说都是抹颜色这一套，但放在经典艺术上，在我的迷迷糊糊的感觉来说，蒙德里安像希腊雕像，康定斯基像交响曲，马列维奇像爵士乐，波洛克像那种浪漫主义的长篇小说。我最喜欢的，是米罗的一幅大画，画了一个加泰罗尼亚农民。现在一说起来现代艺术，国内就有很多声音，说这是骗钱的、入了歧途的、自娱自乐的，等等。我觉得还是要把表达和描述分开来看，描述又分为追求表现客观真实和追求表现主观感受的真实两种。某种程度上说，表现主观真实的艺术行为，天生就顶着唯心的帽子，在把高中课本马克思当成唯一真理的某个舆论环境中，是戴罪的。更不要说作为纯粹表达的美术了——然而在一切艺术中，表达从来没有缺席过。
事实上，我们都知道高中课本里的物理是非常浅显、有局限性的。它对于基础的物理，只画出框架；对于发展了的物理，给出介绍式的说明；对于研究方法，只传达一个精神。没有人对高中物理书的权威性深信不疑，认为它代表着物理的终结。可是，一部分人们凭什么相信高中政治书上的话就是哲学的终结呢？当他们说起所谓的唯物主义、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的时候，他们从不离开高中政治书上的论据和概念。他们标榜我国的高中政治书教导真正的屠龙之术，传达了政治经济学的本质。如果是这样，那么我们还有什么必要去读毛泽东、列宁、马克思的原著呢？我们还有什么必要去了解西方社会学和经济学的学说呢？阿尔都赛、哈贝马斯又有什么必要来到中国来作报告呢？这当然是荒谬的。那么，一部分人们又为什么能够看到物理学的壮阔，却意识不到社会科学的世界比井口还大呢？我有时觉得，凡是沾染了（广义的）意识形态这个词语，一切的思想都逃不掉关进牢笼的宿命。这牢笼让思想脱离理想主义的天空，陷入治乱的庸俗泥潭。基督教、儒教、自由主义、共产主义，都有过这样黑暗的时候。我们国家官方的意识形态又是什么呢？无非便是政治书上教的那些“屠龙之术”。
言归正传。普拉多的画是非常好的，又大又漂亮。有画宗教的、神话的、人像的，还有些巨大的历史画。其中也有那些意大利画家，例如提香。我老觉得提香应该是个和拉斐尔差不多的少年，但他活得很久。他长期服务于西班牙王室，所以在普拉多很多他的画。还有维拉斯凯斯，以及他精神上的学生戈雅。像格列柯、维拉斯凯斯、戈雅这些人，都曾经遭到毕加索名为临摹的解构。后来我们上巴塞罗那的毕加索博物馆，原画和解构版放在一起看，很有意思。戈雅早年是个宫廷画家，晚年不画宫廷画了，转而画一些阴暗深沉的画，例如《农神食子》（我的一位朋友指出，被吞噬的婴儿非常像一只尖叫鸡）。他经历了拿破仑战争，失去了亲人和其他许多东西。他画了一幅法国人枪毙马德里起义者的画，这张画在《格尔尼卡》的创作上影响很大。有些人说戈雅开创了近代绘画。
晚上我们去吃蜗牛。西班牙人也会做蜗牛，做得还不错。可惜我为了尝鲜点的一盆牛百叶和我盼望的牛肚并不太一样，里头尽是发腥、撒盐的脂肪。
接下来两天
下一天起来我们往火车站边的存包处赶，但我的手机被偷了。那是火车站边上的一片小摊，几乎是一个纯粹的销赃的窝点。我们经过那儿，我被撞了一下，一摸兜，手机没了。我不记得是谁撞了我。一开始，我到火车站报警，但他们叫我上指定的警局去。我又回去小摊那边，试图寄希望于他们会立刻销赃——然而很仔细地找了，没有。他们之猖獗以至于拿着显然是偷来的、中国人的手机，试图卖给我。有一瞬间，我想要拿起那手机，拔腿就跑，但我怂了。我还是到警局去，做了笔录，留了一份存证。但西班牙的警察，我终究是信不过的。就当做这手机彻底丢失了吧。
我们去了伯纳乌。伯纳乌没有任何值得说的，那是一座贼窝。大贼像克罗斯、拉莫斯，小贼像维尼修斯、卢卡-齐达内……我在强制合影的环节只好选了莫德里奇。他踢球的方式值得作为我的榜样，他也是打罗的先锋。
下午我们乘火车往塞维利亚去。到了；然而时间很紧。我们吃了没和Airbnb房东提前联系好的亏，没能在弗拉门戈舞表演开始前来到表演场所，所以最后不是所有人都看成了表演。我看成了，而这表演使我觉得像是京剧：外国人不能第一次就很好地欣赏。2010年，我在世博会的西班牙馆看到的弗拉门戈舞和这完全不同。在那里，我看到的是黑暗中若隐若现的裙摆，清脆而恰当的踢踏舞的声响，富有调性的阿拉伯音乐；在塞维利亚的弗拉门戈之家，则是很长的裙摆、披肩，极度用力的跺地声，还有近乎于呼喊的人声和充当打击乐作用的掌声。当然，我这次所看到的真正的塞维利亚弗拉门戈是充满激情的，是在酒馆里，在热情的公共场合中对床上运动的抽象刻画，充满了原始的活力，和世博会上包装成奢侈品风格的版本自然有所不同。
第二天早上我们起来，到塞维利亚老城的旅游中心去：大教堂、宫殿和档案馆。沿着一条窄街走上十分钟，一下子打开了视野，就看到纸雕一样的大教堂的立面。是跟团走的，导游讲得很好。我们先去阿尔卡萨雷斯，这里最初是摩尔人建立的宫殿；西班牙国王来了，赶跑了摩尔人，翻修了这个地方。可是他喜欢摩尔人的装饰风格，他的修葺是从格拉纳达请的工匠，这些工匠把天主教国王的宫殿造得和阿尔罕布拉宫很相似，里头有阿拉伯式的瓷砖、繁复的拱、伊斯兰的书法、几何装饰，还有一座庭院，里头种了橘子树，还有一方水池，像是人间的天堂。导游说，西班牙国王可以住在这儿，可是他每次来塞维利亚，都跑到酒店去。她总是希望国王能够来宫里住，这样她就可以放假了。这座宫殿里，还有一个厅，是专门处理当时出海的事情的。这里的屋顶贴满了金箔，据说从古代就是这样。当年，伊莎贝拉就是在这儿接见了将要出海的哥伦布。宫殿里还有一座花园，里面有许多热带植物和一个树迷宫。我们一开始差点以为自己在树迷宫里迷了路，还打趣说最好在迷宫入口处放一个牌子，把急着上厕所的人都引进来。
大教堂也是清真寺改的。不过改动很大，比宫殿还要气派。她的始终未变的宣礼塔就是希拉尔达，塞维利亚的象征。希拉尔达上头写着：fortissimo。意思是坚不可摧。我们先进教堂，然后上塔。教堂里头，最重要的是两处：哥伦布的棺材，还有安提瓜圣母。当年麦哲伦完成他的环球航行之后，就是在这里参拜安提瓜圣母的。除此之外，还有一处，是穆里略作的壁画：圣伊西多罗。穆里略是塞维利亚本地的画家，不像他的同乡维拉斯凯斯，他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塞维利亚度过，因此受当地人的欢迎。据说有一次，圣伊西多罗丢了，被毛贼切下来偷去；后来在黑市上，被识货的人以几十美元买下来，重新捐给了教堂。人们就说，平时丢了东西，希望圣伊西多罗帮忙找；这次他自己把自己找回来了！
下午先去了西印度档案馆。这里并没有很多档案可看，而是有一套布置得十分高明的展览，名字叫El viaje mas largo，最远的旅行。讲的是麦哲伦环游地球的事情。在整个旅行期间，这展览是予我震撼最大，感触最深的。
1492年，收复失地运动完成，哥伦布在科尔多瓦和双王会面，然后前往塞维利亚，乘着几艘小船起航前往美洲，开启了大航海时代。旗帜上，卡斯提尔的城堡和莱昂的狮子在海风中猎猎作响，长达数百年的伟大功业和荼毒上亿人的无尽痛苦就此拉开了序幕。这次航行的影响是如此深远，以至于到了1942年，当费米在芝加哥大学体育馆看台后面实现了链式反应，第一封捷报上这样写道：那个意大利人发现了新世界。
1494年，在托尔德西亚斯，伊比利亚半岛上的两个小国在教宗面前用一条经线瓜分了整个世界，而托尔德西亚斯条约的原件现在正放在塞维利亚的档案馆里头展出。
1510年，麦哲伦离开印度，回到葡萄牙，那时葡萄牙人控制着整个印度洋和马来的贸易，人们用几年建成一艘大船，然后前往东方，一船香料就能赚回整个船队的成本。
1512年，葡萄牙人发现了今天的摩鹿加群岛，他们管那里叫做香料群岛。没有了中间商，葡萄牙人赚的更加盆满钵满。西班牙人看在眼里，分外眼红。麦哲伦求助于占星家法雷罗，算出香料群岛的位置。他相信地球是圆的，香料群岛东边，渡过大洋，就是哥伦布的美丽新世界。
1518年，在葡萄牙失意的麦哲伦来到西班牙，面见卡洛斯一世，希望得到资助。他说，如果地球是圆的，托尔德西亚斯条约的经线将能够延伸到地球的另外一侧，而他将向世界证明，香料群岛事实上将是西班牙的专属。国王同意了他的请求，签发文件，委任麦哲伦领导船队作环球航行。
1519年8月，五艘帆船从塞维利亚出发，沿着瓜达尔基维尔河向南到达入海口桑卢卡尔。9月20号，他们做好了最后的准备，扬帆出港。葡萄牙的曼努埃尔一世派了海军去追杀他。麦哲伦首先在加纳利的特内里费停留，然后向南到佛得角，越过赤道，这才转而向西，在葡属巴西以南同陆地相遇，这就是里约热内卢。
1520年1月，船队驶入一片开阔的海湾，以为自己来到了美洲的南端，但这仅仅是拉普拉塔河巨大的出海口。3月，寒冬将至，船队进入圣胡利安港过冬。然而发生了叛乱：麦哲伦出航以来，常常任人唯亲，处处对船员不信任。如同在黑暗战役中”青铜时代“号做的那样，麦哲伦在电光石火之间就把叛乱的头目们骗来杀掉了，这些人被斩首分尸，然后刺在岸边的尖桩上。据说，数十年后，他们干瘪的皮肉还在海风中迎接后世的水手呢。
八月底，船队离去，留下冻死、给土著杀死和内讧而死的一堆尸体。向南，他们进入了麦哲伦海峡，遇见了狂风和急流。一个风平浪静的夜晚，船队看见岸边山峰变幻莫测，当地人点起的篝火星星点点，宛若天上奇景。
1521年，船队航行在太平洋上。风浪少了，然而食物却进入彻底的短缺。先吃干面包，然后是混着虫的面包渣，然后是牛皮，然后是锯末。三月份，船队终于抵达了有人居住的小岛，很快，船队就到了菲律宾。在宿务，麦哲伦死了。他自居为西班牙统治的代表，带领船员全副武装地插手宿务附近的岛民冲突，被愤怒的岛民砍死。
五月初，船队离开了宿务。他们向南寻找香料群岛，最终找到了。休整后，由叛乱中被宽恕的船长胡安-埃尔卡诺带领维多利亚号从香料群岛起航，为了逃避葡萄牙人的势力，他们选择从凶险的南印度洋通过。那里的狂风暴雨和无处不在的坏血病再一次打击了所剩无几的老水手们，一位水手后来写到：我认为，在将来，再也不会有人和我们一样，选择踏上这种充满痛苦和绝望的旅程……
1522年5月，维多利亚号在风浪中绕过好望角；九月，回到了塞维利亚。人们已经认不出他们来了，这是18个极度疲劳、衰弱的船员，为首的是船长胡安-埃尔卡诺，他后来继续航行出海，开辟航路。其中还有一位，是航行的书记员，来自维琴察的安东尼奥-皮加费塔，在塞维利亚的展览就是以他的笔记为主要线索进行展示的。
1526年，胡安-埃尔卡诺带领七艘船，试图到达东印度为西班牙宣示主权，同年，他饿死在太平洋上。
1957年，美国人在南极洲发现了伯克纳岛，这是人类发现的最后一块陆地。同年，苏联发射了斯普特尼克一号，如同几十万年前人类把第一艘小木筏推到海中一样，我们的目光投向了一片全新的领域。无尽的空间在我们的头顶开启，风浪比以往险恶百倍，而我们的明天就在这些风浪的彼岸。
档案馆的展览质量极高。除了馆方对于灯光、文字、影片、文物资料的运用之外，我认为最为重要的还是环球航行本身的精神色彩极其美妙。当然，麦哲伦无论在当时还是现在，他的品行上不能说是一个好人，他粗俗，残暴，投机，而伊比利亚的两个国家对航海事业的支持，也并非出于高尚或任何理想主义的目的，而是源于在经济利益上的互相争斗，并且造成了绵延至今的无穷的苦难；但这次航行本身的性质却超然于这些之外，作为人类伟大精神的一次集中体现，将要长存于群星之间。
有的时候，我自己会思考一些毫无头绪、毫无意义的问题。我爱我的国家，然而并不把它当做是一个父权的、充满威仪、以功业和荣光来获得它的人民的敬畏的强权那样去爱；也不把它当做是一个因为与我有共同祖先而团结起来，视非我族类为洪水猛兽的族群那样去爱；更不把它当做是所谓思想或文化或意识形态的灯塔，天生具备一切形式的优越性的山巅之城那样去爱。我爱我的国家，因为她的历史上形成了强大的文明，这文明并不是在滑稽的仪式或其他任何外在形式下所显露的，而是一种精神文明，是潜移默化地使得我成长的环境具有与别的环境之显著区别的因素，是我的家人、朋友、相隔几千里河山的陌生人同时具有，而许多外国人并不具有的一种风格，这种精神文明的形成，必须，也事实上经历了种种荣耀的时期和被侮辱和被损害的时期的洗礼，经历了伟大人物上演的伟大悲剧和无数人物上演的无名悲剧的沉淀。
这种精神注定不会是普世的。也就是说，一个外国人，很难因为这种精神文明的缘故，而如我一样地爱中国。因为这种精神文明不是基于意识形态，而是基于历史的，向外培植这种认同感的手段通常需要修改现有的历史叙事的框架，还要予以推广——在较短的时间尺度上，这是不可能的。怎样的精神是普世的呢？我认为人类目前看来最普世的精神是党同伐异。而至于什么是同，什么是异，可以在民族和文化上，可以在世界观上，可以在价值观上予以区分。在民族和文化上党同伐异，就是民族主义。在世界观上党同伐异，就是宗教。在价值观上党同伐异，就是意识形态。民族主义常常关上皈依者的大门，宗教有时阻碍生产力的进步，现在看来，现代社会普世精神的候选者，是要从意识形态里面挑。然而价值这东西，常常是借着辞藻的粉饰，免不了一番冠冕堂皇的歪曲。现在谈起“白左”的，无不痛心于这些人对于神圣的“平等”一词的劫掠；谈起西方国家“皿煮滋油”，无不为“民主”、“自由”这些值得用生命去捍卫的词语的任人歪曲而感到愤怒。有时我考虑的问题之一，就是我们（我国）如何重新站上价值的高地，如何重新获得国际上意识形态的话语权。哪怕我手中毫无权力，但作为一个学生，作为一个公民，我该如何行动，才能在这没有硝烟的争斗当中作出一点贡献呢？
就我目前的思考程度而言，部分答案就在麦哲伦的航行之中。我们可以选择同人斗，也可以选择同天斗、同地斗。如果我们同天、地斗，那么一切的人类都是我们的同党，没有人是我们的敌人。一切探索人类极限的，开拓人类边界的，荣耀人类理性的行为，都是同天、地斗，这些行为会得到全人类的一致敬意。有的人说，麦哲伦、哥伦布是殖民者、奴隶贩子，这当然没错。不过，哥伦布的行为客观上首先开辟了大西洋航路，麦哲伦的行为客观上首先开辟了环球的航路，这是人类进取的成就。冷战期间，美国、苏联都意识到这行为的政治资本，开展太空竞赛。但即使是让美国输掉第一阶段的加加林、科马洛夫，美国也将他们作为英雄来致敬。我去年在红迪网上看西欧、美国的主流舆论，一般谈到中国，总是教育营、空气污染、知识产权这些老生常谈的靶子议程，唯独在嫦娥降落月背的新闻之下，是异口同声，且声量极高的赞扬和羡美。一般来讲，共产主义理想中常说的消灭贫穷、生产关系进步这些同“人”斗的事情，也属于这类成就，可是目前来讲，这些事情是容易被抹黑的。不会被抹黑的还是客观上的成就。因此，我们需要更多的工程师，自然科学家，我们需要他们来发现一个契机，在其中人类向深空或者其他地方的进取能够带来实际的利益；我们也需要所有的工程师、自然科学家在所有的领域持续而努力地工作。因此，我对于现在情形的看法就很明确了：我也应当努力工作。从这个角度来看，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帮助，甚至是潜在对国家的直接帮助，不过是更伟大的共同理想下的副产品而已。其次重要的，是保持对国内舆论场和西方主流舆论场的同时、高度关注，了解主要冲突的议题，并且思考我们怎样用一个框架（”故事“）来统一我们对于这些议题的看法，甚至转过来去做议程的设置者。不可避免的是，由于我们的文宣系统在国内宣传领域做的（也是比较经济、顺势而为的做法），是讲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的民族主义故事，而我们一贯以来在共产主义世界的法统要求我们讲的，也是我认为目前对外宣传比较合适的，是讲一个”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的平等、反霸权的故事，而这两者在实践上是不大兼容的，在这种情况下，应该采取灵活、变通的策略，但这里空白太小。
口嗨结束，回到正题。之后，我们又去了美术博物馆（museo de las bellas artes）。那里展着一些穆里略、苏尔巴兰等人的画。此外，还有维拉斯凯斯年轻的时候在塞维利亚做学徒画出来的作品。从那里出来，我们在老城里闲逛，找一处吃饭的地方。那大约是七八点钟左右的时候，天暗下来，街道两边亮起来，渐渐地人多了。时值圣诞节和新年之间，老城里很热闹，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塞维利亚的妇女们，我认为她们显著比马德里的要好看。拉基蒂奇大概会十分同意我的看法。我们最后找了当地一家临街的餐厅，进去的时候，大概要先签名等位的，然而走在最前面的造库森把“nombre?“理解成了问人数，回答说"seis”，这让领位员一下子感觉产生了迷惑的神情，不过好在我们很快就有了位置。服务员是一位中年人，他基本上不会说英语，而他的西语就像他的动作一样迅猛。我们向他表示自己西语水平的不行，他却回报以更加迅猛的西语解说，留下六面不知所措的微笑。饭菜是极其好吃的，我还记得我吃了两个溏心煎蛋，一盘火腿、青椒和炸土豆块的混合物，还有一些青菜和金枪鱼。每上一盘菜，服务员会关心地问我们：Todo bien? Jejejeje. 他的嘿嘿的笑声的确有些魔性。一开始我们拿英语回答，后来我们要结账了，谁也不知道怎么和他传达结账的意思。后来他走过来，我站起来向他说：服务员，结一下账！把银行卡给他，他就懂了。一桌子人哗哗笑得跟尼亚加拉大瀑布一样。谢谢！muy bien, mucha‘ gracia’! Adio‘!
又是两天
早上起来，先带着昨天没去成档案馆，而又听了我的鼓动想去一次的两位又转了一遍。之后，我们三人又打车前往皮斯胡安体育场。那里在修缮，平时不对游客开放，这是我的遗憾。其实，我本来是想看完档案馆就去找大部队的，但热刺球迷对我说，他当年去伦敦的时候，本来有机会参观白鹿巷而没去，而他结束行程而回国不久之后，白鹿巷球场就被拆了重建。新白鹿巷和他从前在电视上熟知而在内心中向往的那座球场已经完全不同了。我这样一想，不知道下次再来西班牙是什么时候，也许我也应该把遗憾减到最小。
司机带着我们转了一圈。我看到球场外边挂着球队历史的重大荣誉，而另一侧是普埃尔塔的巨幅画像。普埃尔塔是塞维利亚曾经的年轻中卫，前途无量，然而却在很好的年纪猝死了。他和达尼哈尔克是西班牙同时代的人，都很可惜地早早去世了，而他们的朋友拉莫斯和伊涅斯塔都是那支世界杯冠军队的核心成员，伊涅斯塔更是在打进绝杀之后，掀起球衣，露出底下的字迹：Dani Jarque Siempre Con Nosotros.
下午从塞维利亚坐火车，在马拉加倒车，到格拉纳达。我们晚上出来找食的时候，选定了一家意大利餐馆，大约九点才过去。我们吃得也很高兴，我记得我吃了些炸牛排、薯条和沙拉，喝了不少气泡水。餐馆面积不大，里头除了我们之外，还有一桌当地的二十来岁的男青年在喝酒，一桌男女在聚餐。每一桌都在大声聊天，小餐馆里充满了快活的空气。
第二天早上我们参观阿尔罕布拉宫。导游很有意思，她说她在读艺术史的博士，我们后来问她，导游这份工作是兼职吗？她说不是，这是一份全职工作，读博是她的爱好。我们都感到惊讶。她的论文是关于十六世纪格拉纳达美术的，明年就要毕业了。阿尔罕布拉宫，是摩尔人在安达卢斯的统治中心，红头发的穆罕默德一世修建了它，它也因此得名红宫。西班牙语里面，管它叫 la alhambra，实际上相当于la la roja，冠词用重了。我们当时就说，如果这地方再次在阿拉伯人和西班牙人之间易手几次，恐怕是要改名叫 laallaallaallaalhambra 了。这座宫殿里面有一座厅，传说中一位苏丹的王后和人私通，苏丹知道了，就把那位情人的家人统统邀请到这个厅里面来吃饭，然后发出暗号，于是从每位客人的身后快速而安静地走出一位拿刀的士兵，将这些客人全抹了脖子。苏丹又在宫里找了一处庭院，那里有一棵歪脖子树，苏丹把那位情人吊死在这棵树上，他的尸体就在庭院一侧的一扇窗前面吊着风干，而在那扇窗户后面，就关着这位王后，她最后也死在这个房间里。
阿尔罕布拉宫的形式，同塞维利亚的阿尔卡萨雷斯相似。有摩尔人的风格，也有后来天主教的风格，混在一起，称为mudejar风格。最为特别的，是一处屋顶上由基督教的政权作为礼物而绘制赠送的格拉纳达历史上许多苏丹的画像。这是不被教法所允许的，但是却由于是礼物而获得豁免。有一座花园，称为赫内拉里费，里头有橘子树，有水池，有喷泉，喷泉有安静的穆斯林式的，也有吵闹的基督教式的。总的来说，我以为这花园的建造虽然精美，却在意境上并非登峰造极。
下午，我们乘火车，经过马德里前往巴塞罗那。火车上有餐车。我去买些吃的，看到有一位西班牙的乘客在买啤酒，借着这个机会和漂亮的女招待搭讪。然而令他措手不及的是，火车上的啤酒太贵了，他买的那个牌子的价格超出了预期，不得不换一听买。
另外两天
我们在巴塞罗那的第一天，首先参观的是毕加索博物馆和MNAC，也就是加泰的国家美术馆。关于毕加索，我实际上并没有很多可以说的，我记得我小学的美术班老师喜欢他，但他也喜欢其他现代艺术家，向我们讲过波洛克，还让我们试着创作过。那时候，我拿着毛笔在塑料板上甩画，画出来的东西像鬼打架一样，不过它在跳蚤市场上获得了一个陌生妈妈的青睐，我用它换来了她儿子的一辆二手玩具赛车。这是我在伟大的艺术家之路上的第一桶金。至于毕加索，我五岁的时候学不会，恐怕到以后就更难学会了。
至于MNAC，并没有太多值得记述的展品，况且我们参观的时间也不长。出了这座曾用座宫殿的美术馆，我们看到山下的巴塞罗那市在我们眼前铺开——离我们最近的，就是蒙锥克山下的魔幻喷泉，那里有一辆吊车，吊着准备新年庆典的闪耀大灯球儿，煞是破坏风景。别人都在愉快地拍摄巴塞罗那美丽的全景，但我没有这样做，一方面是我的手机丢了，另一方面，我是个印象主义旅游家，不拍照，也不买纪念品的。我只保存景观在我脑海中的一个印象。你们一个个都是巴洛克旅游家！我这样评论道。于是有人打趣说，看来那吊车就是达达主义的吊车了。于是人们哄笑起来。
晚上下了山，我们先到波盖利亚市场去买了些年货——我买了一点果脯和巧克力，带给实验室的同学和老师。然后我们就回去庆祝新年。
第二天，就去探访高迪的建筑，因为在新年这一天，唯有高迪是对我们开门的。圣家堂。建筑师的圣殿！没有一个游客可以对它无动于衷。唯有在宗教建筑上，形式大于内容可以被无条件地赦免，形式上的狂野和和谐可以以最大的生命力同时绽放出来。那不勒斯球迷说，这种伟大的教堂是十九世纪的必然产物，在卡萨布兰卡的大清真寺，也有类似的建筑，但我不能完全认同。我还是觉得圣家堂是带有高迪的伟大灵魂的。说实话，我对于米拉之家和巴特略之家并不怎样欣赏，因为我不是建筑专业，看不懂对于空间的分配和建筑结构和功能的巧妙运用，但我觉得这两处住宅并没有体现多么高明的想象力，形式上的水平几乎是“我上我也行”；但圣家堂完全不同，它的这一套建设虽然说是托了现代工程水平的福，但是在同一个时代的其他地方却决不可能诞生。高迪活着的时候，殚精竭虑地献身于出生立面的建造，因为他要为整座教堂的风格定一个基调，他要把他的一切幻想和理想灌注在这个立面上，为后来的建筑师指明方向。这些幻想和理想并非是建筑师个人的自娱自乐，而是一种连无神论者也能切实感受到的宗教体验。这些体验会在你立在出生立面前凝视拱门上繁复的雕花、直插天际的四座精美而惊悚的福音使者塔楼时生出——那个时候我甚至感到了一丝邪典的气息；这些体验也会在你立在祭坛前向上张望，看到不同颜色的柱子在头顶高远之处生出树冠，而那树冠又在彩色玻璃窗的缤纷的色彩光影当中张开血盆大口时生出——我想到了穆旦的诗句，森林正欢迎人的到来，它要人把血肉脱尽。这就是玻璃，石块和高塔的伟大能力。
其他
我们去了诺坎普。其实，诺坎普也没有任何值得说的，主队更衣室更是让我瞠目结舌：那里不对外开放。说实话，本来我还想去看看阿尔巴做礼拜的小礼拜堂，在那里给他留张条，叫他少哭一点，平时管好自己的手。不过，在新闻发布会大厅，我设法调出了名画《82猴：”让我们看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与发布会大厅合了张影，那场景简直浑然天成，不疑有异。此外，两个女生不大愿意去伯纳乌，却都来到了诺坎普，这是一件好事，说明皇家马德里的民心已经失去了。皇家马德里必定会灭亡的。
之后，告别了热刺球迷，乘飞机前往巴黎。
巴黎的第一天，就是逛奥赛宫，然后是卢浮宫，晚上上铁塔。我们在奥赛宫和在法国读书的朋友会合了。他谈起怎样找到我们时这样说：我跑到二层那座桥上，然后……我寻觅最高的身影。可惜啊，最高的身影已经坐飞机回纽约去了，我这样说。奥赛宫里头是一些我们熟悉的法国画家：德拉克洛瓦，修拉，马奈，德加，雷诺阿，莫奈（当然还有一些我小时候在印刷品上见过的画，如同打卡一般）；还有一些我们不太熟悉的，像西涅克、毕萨罗。不过，这可能是因为我在美术史上是个彻头彻尾的无知者。他们画的画都挺好的，但特别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两幅。第一幅是一位我忘记了名字的画家（拉图尔）画的纪念德拉克洛瓦的画。1863年，德拉克洛瓦去世了，人们排着队到拉雪兹公墓区凭吊他，但是他的朋友和精神上的支持者们——这些人绝大多数从来就没见过德拉克洛瓦本人——对于官方毫无表示的态度感到不满。拉图尔被推举来画了这幅画，以表示一种无声的抗议。画面里这些人，尽管有些是互相看不上的，有些和德拉克洛瓦本人有冲突，但他们都欣赏《自由引导人民》的作者身上追求自由与不妥协的精神。他们希望通过向德拉克洛瓦致意表达他们面对保守的官方画派的态度。
另外一幅/一系列画作，是莫奈画的不同时候的教堂。关于莫奈的精神，我在马尔克斯那篇文章里面已经谈了一点，这儿我还想说，莫奈的这一系列作品，在表面上是和沃霍尔的成名作有一点相似的。往大了说，我觉得许多我们司空见惯的现代装饰艺术和设计理念，都源于戈雅开始的这一套近代绘画传统。
卢浮宫非常大。我生着病，并且只有一个下午的时间，于是只好挑值钱的看。这些打卡的展品里，小时候在启蒙挂图上看到的那些画自不用说——托那挂图的福，马拉可能是我认识的第一个姓马的人——中学历史课本上的拿破仑给皇后加冕、知乎上一开始看见还以为是外星人黄图的安格尔的《大宫女》、委罗内塞气势磅礴的巨画《加纳的婚礼》、乔托的《方济各受圣痕》、许多希腊的雕像……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除了这些之外，有人提出还有最重要的一个打卡景点其实是拍蒙娜丽莎的人群。两个女生想要拍一张《拍蒙娜丽莎的人群》。我不知道最后成了没有。
很晚我们才从卢浮宫出来。之后，就是上巴黎铁塔。其实之前在奥赛宫的时候，就见过埃菲尔对于铁塔的设计图，而实际上看到铁塔的时候，也并不多么感到惊艳（没错，我就是对巴黎有成见）。上塔的过程中，有一件事情倒是特别值得提到的：我们在人挤人如同棉签罐的老电梯里面上升的时候，看着底下巴黎像一摊软塌塌的细胞一样铺开的景象，我突然听见了帕瓦罗蒂唱的《卡鲁索》，这首歌是我去年春天常听的，那时我经常坐在空旷的五教写作业，有时候外头在下雨，透过纱窗，看到雨声落在破败的砖瓦上，阳光软弱地照进来，勉强把室内刷亮。那时候我觉得这歌的曲调就像阳光下浓密又高到无边的乌云。而在此时此地再听到，又觉得这块乌云还颇有豪气，仿佛不是要下雨，而是要下一场酒。好景不长，电梯到顶之前，那位大哥切歌了，换成了波切利唱的《玫瑰人生》。酒停了，可我觉得还没够。
晚上我在麦当劳第一次尝试了一盒九个鸡块的吃法，蘸着芥末和咖喱吃的，虽然小恙未愈，吃饭的好事，却是不能落下的。
下一天，我们去先贤祠。那里人很少，使我有些惊讶。我以为，自从圣母院的烧毁，巴黎市值得的去处，除了卢浮宫外，就是先贤祠了。这里的壁画没有什么特别的，可是墓穴却非常值得一看。许多人我不认识；许多人我即使不认识也尊敬。他们的名字和革命的鲜血连在一起。放着波兰人的鲜花的，是居里夫妇的石棺；而隔壁就是郎之万，这也有趣的很。还有一个遗憾，就是拉格朗日那边关掉了，没有对外开放。对我来说，拉格朗日才是这里最闪耀的一位先贤。
这一天没有什么可说的，因为我从先贤祠出来之后，就称病回去了。巴黎真的乱，光看街上的涂鸦，已经感到张力十足了。有人在垃圾桶上写：今天的恐绿，就是昨天的反犹！好玩的是，他这个反犹用的是"antisemitisme"，而今天的大部分绿教徒都是阿拉伯人，他们也是闪米特人。这么说来，这口号简直大对特对，双加正确。还有一处，是我晚上出来遛弯的时候看到的，在共和广场的喷泉底下，很醒目地在打拳：搞革命要么女权，要么不搞！看来，我们还是需要请沙里亚分子和女权主义先锋先统一意见，看看这革命应当怎样进行。这天晚上我们在巴黎吃火锅。
再下一天，一早起来，就只剩我们三人。前一天睡得晚，因此我们中午才起床，然后去橘园。再下一天，两个女生也走了，飞去瑞典，就剩我一个。我自己去了一趟拉雪兹神父公墓。走路是往返一个小时的功夫，在里面又待了两个小时。但那里面很大，路又绕，我没有来得及拜访所有我想拜访的人物，特别是欧仁-鲍狄埃，这位国际歌的词作者，列宁说他是“一位最伟大的用诗歌作为工具的宣传家”。除此之外，还有阿贝拉尔和爱洛伊斯，我第一次读到他们的故事时，不敢相信这是真实的事件，还以为是十八世纪文人的创作。当然，还少了一大票科学家，更不用说还有两座大公墓，我没有时间去了。我去的时候，主要是看了罗西尼、凯鲁比尼、阿拉果、肖邦、盖-吕萨克、莫里哀、德拉克洛瓦、巴尔扎克、比才、修拉的墓。此外，还有两个不期而遇的收获：一是德农男爵，他是卢浮宫的第一任馆长，他的墓碑是他自己的等身青铜坐像，手里以前不知道握着什么，但当我看到他的时候，他一手红玫瑰，一手白玫瑰，还盯着那朵白玫瑰在傻笑。这两朵花大概也是有心人放上去的吧。二是菲利克斯-福尔，一位出名方式很尴尬的法国前总统。他躺在石棺顶上，具有和他在任上精尽人亡的那一刻一样的幸福的微笑。
墓园的冬日很清冷，但这些爬满了蛛网和青苔的冰冷墓碑，在我看来，却比外边的烟火更动人。至少，在巴黎是这样。
丁
盖-吕萨克的棺盖上，放着两枝朽不能识的植物，我猜测是以前放上的鲜花，风吹雨漶，已经朽秃了。我取走一枝，作为本次旅行的纪念品，希望他们早些给他换上新的玫瑰。
在巴黎的出租车上，司机放过 Trop peu de temps 这首歌，我用网易云扒了下来，这歌节奏欢快，旋律清淡而有些忧郁，正如我们短暂的相聚，我在回程路上，常常听着这首歌，想到我们两周的欢声笑语。今天是一月十一号，距离我开始写这篇文章仅仅五天，而时间仿佛过去了五个月一般。
今天外头下起了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