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社会学思想-第三讲
本质上由于我翘了一节课的缘故，这个是第四讲的。但是看上去影响不大，这节课还是讲托克维尔。听了托克维尔的话，我顿时觉得像曹丰泽一样的知乎意见领袖（虽然没多严肃…）其实是在做介于科普和行为艺术之间的事情。
Alexis de Tocqueville (Rev.)
总结
托克维尔所处的时代正是社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的时代，旧的秩序、人际关系、社会角色被打碎，新的则被建立起来，又摇摇欲坠。在这样浩荡的转变当中，作为旧贵族，托克维尔注意到了革命所追求的民主、平等和自由之间的关系，特别是自由与平等的对立与平衡。由此，开启了人们对这个问题的永恒的探讨。他崇尚民主，认为这是一种进步，但对于实际上发生着的“民主”感到忧虑。民主革命已经发生了，但不是各领域共同发生的，而特别是政治、经济，而非法律、思想、民情…这会造成一些不好的后果，让新的制度的优势不能完全体现。托克维尔对这些后果的忧虑不一定是预见性的，而可能是作为亲历者而感受到的。因此他思索着一种适用于当代的解决方案。他认为应当正确引导民主、实践民主：唤起民主的宗教信仰；规制民主的行动；以对民主的真正利益的认识取代其盲目的本能。
旧制度与大革命
在旧制度之下——乃至于革命之后的新制度之下——社会飞跃发展，时刻产生新需求，中央政府不断扩大权力源泉，政府逐渐取代上帝，摧毁中间权力机构，成为公共生活唯一代理人。但这是一把双刃剑。一旦产生一场革命，中央政府直接面对联合起来的一切人，缺乏缓冲，将使得革命变成大革命。
正如同我国在民国初期所发生的一样，旧制度后期，由于社会其他方面的变化，农村领主不再参与领导村社事务，但对农民的压榨却未减轻，使其特权更可憎。如李康所言，地主家的孩子在城里上学，天天骑自行车，抽卷烟，看女学生，并不热衷于回家继承土地，更遑论尽士绅义务，回家去做乡镇的治安官和市政工程师了。在大革命前的法国，由于相似的原因，农民被整个社会遗弃，失去了领主骑士的保护，又继续受压迫，成了潜在的火药桶，而一部分有教养又有同情心的 bourgeois 或小地主的成员点燃了火焰，这也同我国的历史情形相似。因此，托克维尔认为，在大革命前夕的渐进式的改革却取得了对被统治者画饼和制造内部矛盾的反作用。他进一步指出：
一个坏政府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
革命尚未成功
托克维尔所理解的民主是一种状态，从社会与经济的范围延伸到个人的心理当中。心理范围中的状态包括了一种民主的激情，包括建立在平等信念之上的较高的自我信念和对于平等的秩序的追求。这也会是一种双刃剑。一个后果是，由于旧的社会标准的失效，社会上产生了一种对于简洁的能够使得新觉醒的人达成自我实现的标准的需要，因此财富的地位上升了。在这里，我所看到的其实是从前没有被当作完整的“人”的个体的解放，是他们从社会形式的囚牢之中解脱出来之后，对于更高层次的生命需求的渴望。这种活力对于贵族来说恐怕是很不自在的，但是现实地讲，对于多数人，至少在最初的一些年里，这是一件好事。但好景不长，很快产生了两个问题：
- 竞争的新平衡下，对于平等的追求开始转化成一种永远保持这种竞争的焦虑。民主固然激发个体自我奋斗，但不必然使个体实现自我，个体也不会摆脱了等级束缚就必然获得能满足其日渐增长之期望的机会与资源。
- 新秩序下的社会剥夺了属于等级秩序的个体身份，而让个体直面庞大的社会和国家，成为“原子化”的损失了人的本质的个体。
托克维尔对此表示：“人们宁要奴役中的平等而不要自由中的不平等。”
在我看来，这里的两个问题其实已经很像是我们聊天的时候谈到“现代性”的问题的时候所注意到的事情了。我曾经感觉到：社会等级越有序、繁杂，则小群体之于大社会就越分明，相互之间的制约就越有效，越容易达成一种最大化全体成员自由的情形，但这是以牺牲绝大多数社会成员的上限而换来的。反过来，则每个人都平等地拥有无限可能，但也更方便被统治，从前在小团体之间的公共空间现在布满了政府的手臂。在产生现代性的过程中，生产力不断提升，资源分配的下限，也就是那些肉食者剩下的残羹冷炙也越来越多，从而保证了处于下层的群体不断在马斯洛的需求金字塔上向上移动，打破既有的阶级平衡，然后形成新的，周而复始地在上述两种情形之间震荡——但是，新的阶级划分永远不可能和旧的等同了。人们并不是宁可要奴役中的平等，而正是出于自由意志的进步才给了奴役以可乘之机。总的来说，即使二者平衡，由于生产力的进步，一切力量差距都被放大，政府在人民面前的能力必然会越来越大。
为了维持社会和统治阶级的稳定性，一种办法成为了常规：同质化的流水线生活用多、杂、成体系、甚至工业化的任务消磨人的精神，最终没有力气考虑公民义务，而只剩下安居乐业的需求。想象一下曹丰泽的西二旗：才华横溢的年轻人背负着升学、求职的压力，又要求偶、买房（城市居民结婚买房，这是中华民族第一次有这样的习俗）、买车，被迫在社会构建出来的标准生活中挤着西二旗的地铁，一个具有独立思想的个体的渺小与无助每天都在密度夸张的人潮中体现出来。再想象一下秦国的农民——这是一个同样具有西二旗特性的群体。他们背负着沉重的税负种几年地，随着几百个同乡和陌生人一道上咸阳守卫、在大巴山里头吃土打仗、在北边修长城，在生死的边缘挣扎到死。再想想十九世纪的欧洲工人和都市贫民。一切中央集权刚刚夺取对于社会的控制之后，都用同一套办法来巩固。
自私成为自爱，冷漠成为公德。在垄断公共事务后，新型专制开始侵占乃至代为构建私人事务。主动丢弃中间力量的老百姓也习惯成自然地时刻把政府视为导师和向导。
如果一个民族只要求政府维持秩序，内心深处已是奴隶。如果出现强大僭主能抹平不平等，人们就甘心将自由交给他而安享平等。
更坏的是，这种情形下，民主的意义何在？怎样保证人民能够理性作出决定，怎样保证人民还有实行自治义务的动机和精力？原子化的个人之间互相排斥，几乎在所有情况下，小心翼翼的中庸才是利益最大的做法，因此民主社会下的选举难以产生卓越的领袖，而容易产生默克尔这种民意墙头草式的短视人物。这种情形下，舆论成为了新的宗教，多数、主流意见成了一种暴政。
在民主普及、革命成功、商贸畅达乃至“文化昌明”的“小康社会”里，一个闭塞心智、败坏灵魂、侵蚀德行的新型专制悄然出现。
同志还需努力
无法认为处于奴隶状态的人民有一天会选出自由、精干和英明的政府。不过，托克维尔认为他在新大陆看到的乡镇自治系统带来了一丝希望：美国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民主教育的范例。且听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