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地理 - 备忘

最开始的时候是因为我在B站刷到了韩茂莉的视频，那个时候她作为北大讲课讲得很好的老师开了账号在那里做科普，而题材我又很感兴趣。但当时看了一集以后，感觉讲的似乎有些太浅显了，所以并没关注。后来在知乎上又刷到人们讲本科时期上韩茂莉老师的课的故事，决定搞一本这课的讲义来翻一下。我想这里面有些信息很有用，便记录下来。

• 历史地理有两类。

  • 人类和自然互相影响。这比如小尺度下的环境-人口，农业，交通，城市建设。重点在于人类有能力改变地理条件，例如有的地方修一条路几乎可以改变人群的拓扑。
  • 自然凭借他的伟力影响历史的进程。比如疆域，大尺度人口分布，政治军事地理。

• 史前：以西辽河流域为例。讲一个故事，说明一些概念。

  • 最早出现的聚落满足一些特点：高程400-800米，水边坡地。这是因为按照当时气候，这类地方会形成林缘地带，兼临阔叶林和草原，最适合当时的采集渔猎生活方式（鹿指示林地，牛指示草地，通过骨头和石器可以间接推断食物，另外还有食物本身的遗迹）。
  • 后来，气候变冷，动植物资源减少，农业出头，人口上涨。人口是好测量的。农业占比是靠C4植物：C3的农业作物如稻子麦子在当地没有。当地人吃的C3植物是坚果，通过采集获得。而农业都是C4的黍子和粟子。可以看这些植物的残留，也可以从骨头和石器知道。
  • 再往后，出现了半农半牧的生产方式。
  • 标定各个聚落的持续时间。在类似自然环境下，可以通过确定时间的辽代中原居民安置点来计算，得到年均沉积（在这里，是0.82cm）。
  • 聚落的大小和持续时间对于后续分析十分有用。

• 历代疆域的地理视角

  • 中国历史上长期有域无疆。作者认为，这是因为大片路上边境地区不适合人类生存，爆不了兵，没法形成对峙。我觉得问题不在这里，而在于为啥没有在适合人类生存的地方形成边界，反而能够一直产生统一。
  • 从史前满天星斗看起。他们中很多没有直接流传下来，只有黄河中下游，位居中间的“中国”流传下来了。一言以蔽之，这里的地理条件（干旱的大河流域——干冷，临接游牧，要求水利等）提供了史前时期统一的社会环境，然后雪球越滚越大。我想起红河平原和泰国人在中南半岛的扩张故事。
  • 二里头和商的时候，他们直控并不大，但和外部的联系很紧密。他们向东发展。他们影响了辽西、湖湘、江西、四川的文化，其中很多就是甲骨文里的方国。
  • 东汉年间，西北疆域内缩，但西南方向发展。似乎明代也是这样，我有时感觉西北方向的扩张是一种国防开支，或者说是一笔高收益高风险的投资，而西南方向的扩张则是在获取税基，是一种慢慢推进的小本生意。
  • 农牧分界线在400毫米降雨线。

• 历史时期气候变化与植被的分布

  • 对于中国历史上的冷期和暖期，似乎没有特别统一的结论。但中世纪暖期（10-13世纪）和明清小冰期是没有疑问的。
  • 植被按照气候冷暖来分布。寒温带有落叶松，温带有针叶和落叶阔叶混交林，针叶有松树，阔叶有榆树、杨树、栎树（即橡树）和桦树。暖温带是落叶阔叶林。北亚的热带落叶和常绿阔叶混交林，以山毛榉科为主。国产的山毛榉就是水青冈。中南亚热带常绿阔叶林，有山毛榉科，漆树科（比如芒果），大戟科（包括许多流乳汁的灌木），木兰科（比如鹅掌楸），樟科，山龙眼科等。
  • 各类农业界限中，以冬小麦北界最重要。冬小麦的越冬性质构成两年三熟制的核心。大约在陕西是北纬38度，在华北是北纬40度，沿横山无定河至燕山一线。注意，近1000年内冬小麦北界是稳定的。

• 农业视角下的人类活动

  • 扩展农业空间。人口增加，而粮食单产并不大增。汉代黄河中下游地区粟亩产120斤，隋唐140斤，明清中上田有150-200斤。旱地作物单产大增要等到玉米（至少280-300斤）。这个因素，加上摊丁入亩前沉重的人头税，使得人口密度不能增长，耕地扩张才是主流。具体来说，春秋战国时期，最先进的黄河中下游农耕区由岛状转为连片。汉末受打击，而隋唐又复兴，支撑漕粟。同时，衣冠南渡后，南方转向精耕农业，农业中心转向江淮之间。至于北宋，江南已经占漕粮运量过半，农业中心转移至苏湖平原。明清时期，苏湖地区转型工商业，发展棉桑，农业中心转移至江汉、湖广。
  • 粮食作物传入。约4000年前，冬小麦传入中国。后来，传入了占城稻，元代来了高粱，明代来了玉米，甘薯，马铃薯等。
  • 植物纤维。本土植物纤维主要来源是麻和丝。宋元时期，亚洲棉从印度进入中国。19世纪纺织工业以来，纤维更长更适合工业化生产的美洲棉花也传入中国。
  • 油料作物。汉以前的油料作物是大麻和荏子（荏胡麻，其叶就是苏子叶），但食物中主要靠动物油。丝路以来，芝麻从地中海传入。元代，油用油菜传入。明代，利用油菜越冬特性，在南方将其纳入一年两熟的轮作体系。形成北芝麻，南油菜的格局。20世纪引入工业榨油机，可以榨取大豆花生等，芝麻渐渐被取代。
  • 轮作制度在缓慢发展。三代时，主要靠休耕、撂荒，易田种植。春秋以来，开始连作制，但由于精耕能力不足，仍是一年一熟。战国时代，山东一带发展了以冬小麦为核心的两年三熟制（冬小麦秋种春收，小米夏种秋收，次年春天小米再春种夏收）。北宋时期，出现稻麦轮作一年两熟制。明清，江南出现以早稻为核心的一年两熟制，早稻收割后，播种菜、豆、油菜等（一年一熟的棉花大范围种植，一般一块地两年棉一年稻。稻年的后作就选取长得快的作物，不影响次年种棉花）。又有双季稻的一年两熟制。到清代，珠江流域人口增多，产生一年三熟制（三季稻）。
  • 农业开发造成环境变化。宋代以来，江南大搞圩田（堤河两岸而田其中，谓之圩），盗湖为田，环境对水旱极端情况的缓冲能力大减。明清时期，人口多，山区大量开发，自秦岭至闽浙，大量烧山造田，破坏植被。玉米甘薯等新作物虽然适合山地种植，但根系粗大，造成水土流失。清代以来，人口大增，农业大出长城以外，造成大量土地沙化。

• 中国古代经济中心南移和北方移民技术贡献

  • 土地连作制。唐中期以后，江南完全放弃火耕水耨（烧草种稻，复下水灌，死草活稻，轮更周期约2-3年），转为连作。关键在水稻秧播。这技术至迟在北魏已在北方出现了。作者认为在江南的真正推广源于安史之乱导致的第二次大规模人口南迁。
  • 稻麦复种制。一年两熟的稻麦复种需要在秋天把水田改成旱田，而长江中下游秋季降水量不低，很难处理。江南可能北宋时期才普及，滞后于云南。此外，这需要更高强度的劳动（收麦与秧稻在1-2周完成），因此人口密度也十分重要，需要北方人口大量南迁。第三，北方主粮彻底由粟到麦要等到北宋，因此冬小麦随人口向南方扩展的关键时期是靖康以后。
  • 南移后的经济中心在江南。作者认为，这基本上就是冬小麦种植区和晚稻（南方粳稻）分布区的叠加。那时，只有这里能做到稳定的一年两熟。

• 江河湖泊与人类活动

  • 黄河。历史上黄河常常淤、决、徙。
    • 在中上游，黄河自龙门涌出晋陕间峡谷地带，失去束缚，频繁摆动。使得洛河一会儿注入渭河，一会儿直接注入黄河。
    • 在下游，史前时期，黄河经过河北平原注入渤海，搞得这一大片都没有人类遗迹。
    • 战国中期，下游开始修河堤，但有数十里宽，给河道留了很大摆动空间。到西汉，河堤变窄，形成地上河，常常决口，甚至夺淮。
    • 公元69年，王景治河，新河道经西汉故道和泰山北麓低地，从利津入海，此后至7世纪都较平静。之前在B站看到一个数据，东汉北方各州县人口都相对于西汉有所降低，只有冀州例外。我想王景治河应该很重要。
    • 中唐以来，关中及黄土高原水土流失严重，到北宋时黄河经常决溢，比如944年形成梁山泊，1034年形成横陇河。1048年以后，黄河时而北流（天津）时而东流（仍在利津以北），肆虐河北地区。于是北宋开始三议回河，并且逐渐演变成党争。1128年，南宋在滑县西南扒开黄河大堤阻挡金兵，结果黄河流入泗水，夺淮入海，仍然常常决口，并且由于处于战线附近，不受维护。
    • 元以来，黄河下游更加混乱。元代黄河下游多次决口。明代，虽然多次治河，但明皇陵（凤阳）和祖陵（盱眙）以及大运河漕运都形成掣肘因素。黄河时而北决入运，时而南决夺淮，下游基本上常年维持多股河道。直到1546年潘季驯治河，收敛到夺泗入淮河道。这就是今天的“废黄河”。
    • 1855年，黄河决口，转向东北，穿越运河，注入渤海。南北利益集团大力博弈，都不愿黄河从自家过，最后南方集团取胜，1884年建成黄河大堤，固定了河道。
  • 长江。
    • 荆江是长江湖北枝江至湖南岳阳段，此段进入平原地区，河谷展宽，形成复杂的分叉水道。
    • 长江中下游河道发育受到地质上断裂带的影响，弯道多，江心洲多，多发洪水。
    • 秦汉以前，云梦泽水面在30m海拔，而文化遗址基本位于50m处。秦汉至唐宋期间，云梦泽水体退却，最终淤填为平地，形成江汉平原。
    • 全新世一直到东汉三国时期，湘资沅澧诸河都直接汇入长江。南朝以来，长江切穿华容隆起，江水进入洞庭平原，形成洞庭湖。道光年间到达最大。
    • 汉晋以前，彭蠡泽面积较小，5世纪以后湖盆发生断裂下沉，赣江下游转向，原输入湖中的泥沙进入长江，湖泊迅速扩大，成为鄱阳湖。
    • 6000年前，长江在镇江扬州一带入海，泥沙堆积，发育太湖平原。太湖接纳浙北山区溪流，向东由吴淞江、娄江、东江（三江）入海。唐宋时期，为了与海争地，沿海筑塘，使得海平面高过太湖湖面，海水倒灌，三江淤塞，太湖水面扩展，产生大量水患。

• 北方非农业民族

  • 3500-3000年前，欧亚大陆气候转冷，畜牧业分离出来，在草原先是放养（不迁徙），然后转入游牧。
  • 游牧民族按照时令，逐水草而居。在阿尔泰地区，通常冬营地在山脚，春秋营地在山麓，夏营地在高山、亚高山。蒙古高原地势相对单调，夏季一般选择通风背阴的坡地，台地，冬季选择向阳温暖的洼地、谷地。另外，夏季牧场的水源更重要。冬夏营地的距离大约在数百里之内，不轻易改变路线。一天之内的放牧地点以饮水点为中心，以牲畜半日行走距离（羊2-3km，牛3-4km，马5-8km）为半径。营盘一般分出几个地段，按日转场，始终各有分地。
  • 草原植被少，一般采用干燥的牛羊粪便作为燃料。

• 行政的地理

  • 商代由内到外有王畿，四土（均属疆土），四至。王畿是商王直控区域，东至濮阳，西到修武、沁阳，东南到商丘、杞县一带（大邑商应该就是这个范围）。四土就是诸侯和方国。四至在政治上不受控于商，但文化上受影响。
  • 西周王畿，宗周（关中）成周（洛邑）连为一体。西周两次大规模分封，授土授民，其中姬姓王分散在各处交通要道，拱卫王室，对异姓国实施分割牵制。
  • 秦置36郡，虽然封侯，并不立邑（侯国）。汉立邑，但是出于对军功集团的妥协。刘邦一直推行用刘姓王取代异姓王。景帝平定七王之乱，取消诸侯人事和赋税权力，至武帝时基本完全实现郡县制。
  • 战国以来，有君主监察和视察地方的制度。文帝时期，视察制度（九州）和监察制度（刺史部）合并。武帝改九州为十二州，有两个原因，其一是“广关”，即通过行政区划变动，扩大关中（广义，包括巴蜀，陕北等）基本盘的影响力。其二是汉疆土的开拓。不出意外，监察区很快演变为行政乃至军事区域，两级行政区变为三级。
  • 三国均自认正统，因此产生大量遥领虚封，以为成例。至南北朝，疆域变化不定，建制兴废无常，产生侨州郡县（如new England），双头州郡（一人领两郡，两郡治一地）等，行政区划通货膨胀严重。而且三国以后都督非常泛滥，军区和行政区有点分离。
  • 隋文帝取消郡制，恢复两级。唐太宗重建监察制度时，又设置15个道，但很快具体的监察区又从不固定设区转为固定，监察官（采访使）从临时派遣转为常设，甚至出现“黜陟使”这种职位。德宗朝，朝集使制度（州向中央直接汇报的渠道）废止，道成为实际上的一级行政区。
  • 唐承旧制设边镇“总管府”，设有节度、经略，相当于特设军区，不涉民政。但很快这些职位和采访使互相渗透，并且出现一人兼领的局面。安史之乱以后，中央财权下放，产生藩镇割据之实。
  • 宋以五代教训，重视兵权的集中。让文臣执掌地方军事。
  • 宋开国时有三百多个州，而设置二十余路作为监察机构。为了在这一级机构分权，设置了转运司（赋税）、提刑司（司法），提举（常平）司（人事、经济），安抚使司（军事），同时都具有监察权，并且互不统摄（甚至“提转不许同在一州”）；而在州级机构，又设置通判，专门监察。通过极大的行政成本，力图长期维护央地关系，保障中央集权。
  • 辽金对农耕区的制度是某种唐宋杂糅的结果。
  • 元代最多有行省-府-路-州-县的五级，但中间常常空置。这是由于其接受当地建制后从未系统整合的缘故。元代监察机构有行中书省（中央派出机构）和宣慰司，府路州县是行政机构。宣慰司是行省下统摄太多次级行政单位时的中间机构。
  • 明代有十三布政使司，为最高行政区划，下辖府州县。元行省职权分割为布政使司（行政）、都指挥使司（军事）、按察使司（司法），互不统摄，对接中央。明代中后期为了协调地方事务，也设置中央派出机构，有总督（军事）、巡抚（各方面权力），后来变为常制。
  • 清代在明的两京十三省基础上，建立18省，下设府县两级。后面在新疆、台湾、东北地区等增设，共23省，继承明督抚三司制（省设置三司，省以上设置8总督，15巡抚），总督和巡抚的职权重叠范围很大，可能是有意要互相制衡。农耕区以外，则各自特事特办。明清以来，中央对地方财政的控制力越来越强，明代中央拿走7-8成，清代“一丝一粒”都要拿走。唐宋以来，地方分权之力衰弱，而中央集权迅速扩张，在清代终于到达顶峰。不过我感觉明清政府光靠收农业税的财政能力相比于疆域人口都不算突出，明代收税收不过新航路开辟前的奥斯曼，晚清新政稍微花一点钱就要靠海关来填坑。收上来的钱不多，农民却过得仍然很惨。

• 行政区划

  • 山川形便。这很自然，但也容易造成“形胜之区”，比如山西和关中。
  • 犬牙交错。和平时期互相牵制，不稳定时期降低割据能力。
  • 例子
    • 西汉-南越边境线，汉置桂阳县，治所插入岭南，且占据湖南入粤要道，相当于悬在南越头上的剑。
    • 隋江都郡把长江放在政区中间，避免长江成为割据条件。
    • 北宋的河东路把蒲坂津抠出来给河西的永兴军路，一是互相牵制，二是（将渡口两岸划归同一行政区）使得西夏前线的永兴军路从河东运粮更好管理。同理，另一处渡口所对的黄河西岸地区（府州）则划给河东路，以维持“交错”。
  • 当代影响。一直以来，省际边界不太好管，比如红军喜欢往边区钻，而这些”老区“在当代的经济发展也不太好。几个大城市之间，一旦涉及跨省，修路就要落后，边区的发展就要受阻。

• 历史交通地理

  • 太行山东麓道路。这是华北平原道路体系的基础。其南北大约沿京广铁路，在今北京-保定-邯郸-新乡一线。源于山西高原的河流出太行山，在华北平原形成冲积扇，利于农业和交通。这些河流在太行山中也形成天然的通道关隘，比如居庸关，井陉关，轵关等等。其中，居庸关/军都陉是通向内蒙古的重要线路。
  • 燕山山脉。其在华北平原北端，自西向东有三个隘口，古北口、喜峰口和山海关。约8500年前，全新世海侵使海水倒灌入辽河平原，辽西走廊成为一片沼泽，到13世纪才渐渐排干，使得山海关成为一处有意义的通道，并且由于靠海而平坦，立刻超过了另外两处关口。后金初期战略即是先西渡辽河，然后占据通向关内的傍海道。
  • 黄河中下游。道路即使在平原地区也愿意沿着河流产生，三代以来，都沿着黄河中下游平原的河流形成封国，贯通道路。比如沿着汝、颍、济等河流的官道。此外，洛阳-南阳通道一直起到沟通淮河-汉水-长江中游的作用，例如鄂君启节就关心这段陆路。
  • 关中道路。以长安-咸阳为中心，形成关中道路系统。东向函谷道进入河南，东南向武关道进入荆襄，东北经临晋关-蒲坂津进入山西，北面有直道通向九原（包头），西北为回中道，越陇山，通西域。西南为陈仓道。南边有通往汉中的几条小道。
  • 川陕交通。即关中-秦岭-汉中；汉中-巴山-蜀中。第一段路自东向西，有子午道，傥骆道，褒斜道，陈仓道。子午道沿途水路不好走，也基本没有行政建制，但出口里长安最近。傥骆道（岭南傥水，岭北骆水）最短，但不好走，水路间空隙也不短。褒斜道（岭南褒水，岭北斜水）短而水路联通程度高，从褒姒那时候就很重要了。陈仓道过大散关，虽然远，但是沿途居民点多。第二段路自东向西，有洋巴道，米仓道，金牛道（经过剑阁）。金牛道以西，还有一条阴平道。
  • 川滇交通。从成都南下有两条大道，一条经邛崃、大渡河、西昌到洱海，即牦牛道（灵关道）；一条为石门关道（五尺道），经岷江，南下曲靖、昆明。前者在新石器时代就是西北和西南文化交通的途径。后者半路可以转向僰道，进入贵州，沿牂牁江（北盘江）进入黔桂。
  • 茶马古道。滇藏古道起于普洱，北上大理丽江而至拉萨，西进日喀则、尼泊尔、印度。川藏古道起于雅安，北上理塘、巴塘，经芒康、昌都，绕到拉萨，再南下出境。
  • 西南平原少。楚国庄蹻入滇，抵达滇池附近的平原，开始了自东向西的平原农业开发，东汉以来，开发了洱海地区。元明两代，建置了军屯和卫所，特别是明代大量迁入内地农民。
  • 丝绸之路。由长安至玉门关（这边的关城主要作用是控制水源），是河西四郡。往西，自北向南有阿尔泰山，天山，昆仑山，天山南路有西域北道，昆仑山北路有西域南道。东汉又开辟了哈密-巴里坤-天山北路-伊犁的北新道。
  • 邗沟。前486年，夫差开凿邗沟，联通江淮。其水军由淮进入泗水，又开凿菏水，联通泗、济，由济水入黄河，终于“观兵中国，称号五霸”。菏水开通后，定陶成为交通枢纽，经济中心。
  • 鸿沟。魏惠王开凿鸿沟水系，主水道由荥阳引河水，经大梁，转向淮阳（陈国），向南注入颍水，再注入淮河。其他分叉也注入涣水、睢水、涡水等天然的淮河支流。
  • 隋唐运河。通济渠差不多是鸿沟升级版，由荥阳分黄河水，在盱眙入淮河。永济渠则是南引沁水入黄河，北上接淇水，在天津进入海河。隋代洛阳附近的运河沿岸设置大量粮仓。
  • 北宋运河。北宋以开封为中心，开挖了一系列联通天然水道的运河，称之为“通漕四渠”。思路和隋代运河差不多。
  • 元明清大运河。
  • 灵渠。

• 地理形势与古代战略空间的演变

  • 古代战略的核心是土地和人口。
  • 前期常常从关东自西向东扩张，因为关中的农业条件、历史存量和地理屏障适合作为根据地。在关中打钱之后，豫西山地和太行山也可以作为屏障。事实上，汉武帝搞广关就是把关中根据地的边界推到了太行山一线。也许这也可以算作某种经济一体化？而政治中心也随之渐渐由长安到洛阳、开封。
  • 西周以后，淮河流域渐渐失去文化独立性。本来在地理上居于中心，应当在西汉以后地位上升的淮河流域，由于黄河持续决口，始终发展不起来农业，一直作为边缘地带存在。南北朝时期，就自然成为战场（这里有一种感觉，似乎欧洲的希腊-罗马对抗和中国的淮南-淮北对抗有一点像，在这里建康是君士坦丁堡，而苏北就是巴尔干）。

• 历史城市地理

  • 农业产生聚落，好的农业条件产生大聚落。在此基础上，好的地理位置提供了扩张的交通条件。近代，1897年开始，由于清政府解禁边垦，移民实边，奉天、吉林人口暴增，这就是闯关东。最开始，靠农业形成聚落，然后由于交通和商业的原因，形成城市。特别是中东路修好以后，沿线旅顺、沈阳、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等成为近代城市，各工人驻地亦发展为城镇。
  • 中国古代城市群存在两套层级。一套是军事-行政体系下的“城”的层级，一套是经济体系下的“市”的层级。在所谓“城市体系”的理论里面，城市间要有“相对稳定的分工联系，包括物资、人员、资金、信息往来”，但古中国的政治手段并不具备塑造这种关系的能力，“只有经济才有如此巨大的力量”。可是，小农经济下，也没有这种必要。在明代之前，基本上只有行政管理的层级。明代以后，随着大运河和沿海地区工商业城镇的发展，渐渐产生了经济的层级。而且，中国古代每一个城市群都在某个自然地理大区中形成，并完全被包容其中，产生独立的（行政层面的）城市体系。每个体系和它周围的体系间联系比较松散。
  • 这方面施坚雅（W Skinner）写了一些书。我现在感觉两类人口数据是比较重要的：一类是城镇人口，一类是参与行政过程的人口（文官-绅士体系，文官基本上住在城市里，但绅士住在乡下。另一方面，资本家住在城市里）。如果能够取得足够的数据，那么或许就能做点定量分析。我之前在北京城区里面晃悠的时候遇到一间开在老四合院里面的书店，在那里看到了一本 Jan de Vries 的《European Urbinization, 1500-1800》，就对于欧洲这段时间的城镇人口做了大量的定量分析。这个以后有时间和经历的话应该找找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