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房子

前两天看完了一本叫《造房子》的书,暂且写一点。

  • 《造房子》是王澍的一个文集。王澍是一个建筑师,拿了普利兹克奖,因此我很早的就知道了他。之前我的印象是王澍是一个走艺术路线的建筑师,这个文集基本上强化了这个印象。

  • 这个文集里面有很多重复的内容,感觉大部分篇目是急就而成,文字上泥沙俱下。我特别印象深刻的是这个句子:“很多人不知道普利兹克奖, 其实这个不奇怪, 因为这个奖知道的人不多。”王澍是艺术家,但这个句子这么口语化,我宁愿相信这里就是嘴瓢了。像这样的句子还有好几个。我对内容以外的文字本身比较敏感,所以这事不吐不快。

  • 王澍基本上做了一件事情,他试图从中国传统的文化氛围里面去寻求一些手段,来当做表达他的建筑艺术的语言。这个手段是多方面的。

    • 比如最浅层的,从《营造法式》和其他中国建筑传统本身的典籍里面提取一种符号语言。

    • 稍微高级一点,到长江流域的村子里面去考察民间建筑。民居势必要满足人的生活本身的需要,比如说与特定自然环境的调和——有一个水上的阴雨连绵的村子,整个村子相当于是在一个大屋顶下面,房子全都是吊脚楼,整个村子作为一个整体在审美上是调和而独特的,所以王澍看了很高兴。又比如这个大屋顶自然而然地就造成一种社会生活的引导——建筑和社会功能之间的联系,这也是建筑师关心的。

    • 最后,王澍其实最关心,也似乎最得意的一个角度,是他从中国文人的审美传统,特别是江南、苏杭文人的审美传统里面,提取出来的一种建筑观念。老实说,这个观念具体是什么,我还没有闹清楚。我节选一个片段:

      这些年我做建筑有点像以前中国人做园林, 我称之为“造园活动” 而不是建筑活动。 北宋时李格非在《洛阳名园记》 里提出过园林的六个原则: 宏大、 幽邃、 人力、 水泉、 苍古、 眺望。 “宏大” 不是物理上的大, 而是中国人审美的意象, 它带
      有一种包容世界的感受。 然后要有人力参与, 人与自然对话。 而“水泉” 则说明核心的生命是水。 所以中国园林是带有和自然对话的主观的观念性艺术, 这正是中国文化中我觉得最精彩的, 也是在今天最具现实意味的。 这个时代整个世界最深刻的一组对立关系就是人工文化和自然的对立性, 这时我们谈传统才会有意义。 中国传统中的“道法自然” , 基本意图就是在强调自然的重要性。 因此, 象山校园也应该体现很多中国的美学。 所以我做这个建筑并没有考虑传统校园的格局, 而是主要考虑建筑与山水的关系。

      王澍是一个西北人,但是特别喜欢江南的园林,他年轻的时候就在自己家两居室里面造了一个所谓的园林,或者说,是用他理解的造园的精神把家里重新布置了一番。

  • 我对于建筑基本上没有一个成熟的看法。对于王澍的建筑,其艺术性大概是很高的。中国近代城市规划的水平较低,五十年代起学苏联,八十年代起又学美国,做出的邯郸学步的事情不少,比如我听说北京的下水道太细,而路网又太疏。又比如,很多新城市大造CBD,或者把地标性建筑扔给一些国际上的建筑师去试验他们风险很大的狂想。这些都是我之前就感到有点遗憾的部分。王澍尤其反对美国人搞的城市郊区化的这种潮流,他希望能够达成传统的审美价值(他很喜欢从中国画当中解读这些价值)、建筑语言和现代城市功能的统一,这一点上我非常欣赏。另一方面来说,我也听到一些声音,说王澍的语言实际上是肤浅的,是西方人期望中的中国话。这是主观的,并且也不是特别大的问题,因为我感觉从包豪斯开始的一切美学实际上都是一帮继承了西方古典审美衣钵的人在他们自己思想基础上做的革新和进步,现代中国的建筑师不可能不受到这些东西的影响。

  • 另有一些人提到的其建筑实用性的问题,可能是更严肃的指责。就我所注意到的,王澍描述他的作品时,基本上没有从细节的角度谈过实用性的考虑——和他大段大段对于传统材料之性质、园林之形态学的论述相比,对于实用性,他基本上就偶尔提一句“采光”或者“布线”之类的。就我的感觉,他似乎更关心建筑的文化价值,并不特别关心建筑的社会功效。他谈到人和自然的所谓对话,也基本上是从审美的角度去理解。我听说他继承了一些江南民居的传统,把国美象山校区一些建筑的窗子开得很小,学生们有抱怨。我南方的朋友跟我说,他那边民居的小窗子本来是为了保温而牺牲了采光的结果。凭我以前对于建筑师的刻板印象,我本期望他会作大段对于分割空间、规划位置的论述,哪怕不是为了实用的考虑,也大概是像苹果那样,试图用设计的语言去影响大众对于这些东西的观念。王澍基本上是用一种自豪的态度跳过这些内容的,我说不清楚这个是好是坏,也很难判断没有这部分内容支持的所谓中国传统——实际上是江南文人传统——审美语言在现代中国的建筑中到底能带来多少进步。

  • 必须要强调,这个文集里面很多东西,我看不懂。王澍特别喜欢讲胡塞尔、海德格尔、德勒兹。我其实是感到可疑的,没有感到这些旁征博引加强了文章的可解性。但是我知道既然马克思可以用康德和黑格尔的语言和观念来铸造他处理社会科学的工具,进而取得可观的成果,那么王澍用现象学的观念来塑造他对于建筑学的思考和表达,也许未尝不是他得到一部分人深刻理解的原因。我唯一遗憾的就是这部分现象学的内容并没有能够让我离他的思想更进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