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5-15-1-我眼中的“入关学”

期末忙完了,今天闲下来稍微写点东西。题目可能都是互相无关的,就图一乐,图个自个儿高兴。本来打算写个三篇的,但是一下就从14号写到15号来了,所以先写两篇吧,第三篇以后补上。

我眼中的“入关学”

一、引子

昨天晚上,一位老朋友在微信上找我,说找着一本马汉的书,《亚洲问题》,马汉在书里面把没果当时的入关学和入关策略讲了一遍。我说,你确定这是入关学?他说入关学把国际关系的本质的目标说出来了,就是获得国家利益。马汉的书讲的就是非常明确的策略,讨论没果在二十世纪初的国际局势下该怎样攫取国家利益。他随后讲了一下这本书的大致内容,我整理一下,但这并不是他的原话:

具体来说,马汉讲了两点,即应该确保什么利益以及用什么方式确保利益。

作为一个产能过剩的国家,美国在亚洲的利益在于两点前提:通商和施加文化影响力。因此,需要商业上和文化上都让东亚(其一阶近似即中国)在各个层面上同美国开放互市。选择着重考虑亚洲的原因在于,这个时候世界其他地方的利益已经被瓜分完毕,以及中国有巨大的贸易潜力。美国当时的经济中心在东岸,而由西大西洋到中国的最经济航路是经加勒比-巴拿马-北太平洋-中国。因此,美国需要:1)军事上确保商路安全,即获得菲律宾、夏威夷、北太平洋岛屿; 2)放弃门罗主义,因为巴拿马修通了,不用确保南美安全了 ;3)和英国保持合作,因为英国到远东的最短航路是苏伊士,与美国没有直接的利益冲突; 4)确保加勒比不受外围力量干预。

顺着这个思路,在这(本书出版)附近十几年里美国占了菲律宾、关岛、威克岛、夏威夷、巴拿马、波多黎各和维京群岛。

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同彼时的美国是相似的。中国现在的核心利益仍旧是全球通商,通商是入关的前奏,入关永远是最后一步。

首先明确一点,就是我同意他这个看法。问题在于,我不觉得他说的这一套是“入关”。

二、入关学的起源

我大约是在2018年年初对键盘政治产生一定兴趣的。在此之前,我对于键政一词的了解仅限于刘仲敬这样的人物,而刘仲敬的文字实在让我分不清他到底是严肃地在讨论问题还是在为出道成为栋笃笑演员做准备。另一方面,我基本上从来没有接受过任何形式的史、地、政、经、哲教育,因此常常因为没有基本的背景了解而对玄处(陈露)的文章提不起兴趣。山高县的一些回答改变了我的看法,并且使得我开始关注这个人。

山高县的答案大多数非常短。或者说,与其做分析,他更喜欢传达精神。这样做的风险在于,如果你想通过“传达精神”成为带V,你就必须得指出其他所有人傻逼的地方,并且在这里用一两句话说服读者,而这并不简单。

比如说,山高县谈论马奇诺防线:

其实防线的主要价值是争取时间掩护国家完成动员,随后为己方争取更大的战术灵活性。像法国这种静坐半年还没完全进入战时体制,动员出的两百万大军短短四十天打出GG,啥防线也救不了。。。。。。

我从前的印象大约是,马奇诺防线是落后战术思想的产物,如果法国的军方有好的战术家,那么也许能够作长久的有效抵抗。然而,我并没有想过动员能力的问题。这样的“惊艳”并非完全来自我自己的无知,因为我后来在知乎的军事话题下面也很少看到比我自己高明的见解。

再比如,山高县回答“人会死于奥威尔和赫胥黎谁的预言?”一问:

历史的经验,是人死于政权崩溃的概率远高于死于政权作恶。

至少给人一种非常务实的感觉。另外,这种答题答成个人思想展销的风格,我印象里浅斟低唱(蔡家麒)和李吟有时候也这么做。不过由于话题的敏感性,山高经常引经据典地掉书袋,但是由于他讲话比较简短,这些典故不太影响观点的传达。

2019年,山高县提出了“入关”的口号。需要明确的是,山高这个人对于当代国际关系的看法已经保持很久了,并且长期以来一以贯之地坚持几个观点:

  • 美朝论(率土之滨,莫非美臣);
  • 北美奴隶主匪帮论(没果是一个本质邪恶的帝国);
  • 扩核(山高县是Schelling的信徒);
  • 打印(印度是一个对手,而不是一个笑话);
  • 乳稻(拉登不常有,赌赢当收手)。

前四点我第一次看到的时候都是非常认同的。最后一点,我现在也基本认同,不过我认为我们早就收手了,不需要特意提醒。这些观点连起来大约是以下的意思:当前的国际关系是没果在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全方面主导的一种主次分明的关系。没果首先通过政治经济手段,然后通过军事手段对全球的人民进行收割。中国由于一些因素(印度在将来也可能具有这些因素),在这个过程中并没有按照没果预期的路线被完成收割,因此受到格外的关注。中国面临的局势是极端危险的,必须放弃幻想,准备斗争,并且几无胜算。随后提出了中国在地缘政治上可采取的一部分策略。这些策略就类似于马汉在100年前为没果所提出的策略。

这一部分是山高县的观点,但不完全是入关学的内容。在2019年中,山高县开始用“成化犁庭”一类的词语来讨论中国在可能的失败之后的结局。最终,产生了”入关“这一口号。随后,这一口号立刻产生了爆炸性的传播效果,以至于在知乎以外的各个论坛乃至YouTube都能找到高喊”入关“的评论,最终导致山高县被炸号。我很年轻,这也是我自己经历的第一次造meme运动,所以感觉到很有意思。

三、入关学是什么

首先,必须明确键盘政治学问的一般性质。在我看来,键政圈加诸“学”的一般有以下的特点:

  • 话术独特,有自己的一套定义模糊但十分方便的术语。这些术语在该“学”内的含义完全是由该“学”赋予的,通常琅琅上口,有时不知所云。比如刘仲敬的“内亚”,“费拉”,曹丰泽的“西二旗”,“内卷”,等等。从这一点说,入关学的门槛具备出圈的条件,你不需要专门开一个问题去问:什么是大明?什么是建州?因为你在历史课本上都学过了。
  • 其核心思想由某个人形成,但是其血肉常常是由一批信徒自由发挥而成的,通过与现时的公共议程结合起来,获得在讨论空间里大量出没的权利,同时在交锋的过程中真正为那些琅琅上口的词儿赋予含义。最终,宛如nucleation process一般,形成一个一万人绕着几十个词自说自话的话语体系。并且,随着公共议程的推移,这个学问的主要内容也会变化,因为信众会渐渐习惯于倚靠在这几十个词的框架上讨论大多数问题,从而使得这个学问的主体内容成为议程在这个框架构成的子空间上的投影。对于入关学,虽然它还很年轻,但这个情形已经比较明显了。另一方面,由于入关学广泛地在许多持不同意见者中间赢得了一席之地,实际上造成了这些不同的派别都在基于它们自己原有的立场诠释入关学。因此,与其说是一个学问,不如说是个学问的bundle。
  • 在政治光谱上流于极端。这是由于情绪比思想更加容易传播的缘故。每一个爆款的词语背后,都是一种普遍而又曾经尚未找到语言出口的情绪。键政学问把这样的情绪和政治观点结合起来,产生传播学的效果,通过滥用情绪的共鸣来输出政治观点。在这个情况下,所输出的政治观点必然是极端的。比如说,曹带佐的名言“没有人是吃地沟油的命”就是很好的例子。我不能否认,甚至多次在私底下跟人聊天的时候,明确表示,曹带佐在生活中大概率是一个好人(因此这句话我相信是他的真心话),但是这句话在知乎上被发出来之后,立刻引发了一大批人的感动,让带佐涨了一波粉,最后带佐还把这句话放到公众号简介里面去引流。这句话背后是什么政治观点呢?我们不满足于蓝色的天空,我们也要阳光下的土地。

我心中的入关学是什么呢?引用我回复那位朋友的话(以下我将大量引用我自己在微信聊天里面的内容):

具体来说,入关学

  • 描述了一个国际关系现状,提出了一个普通的应对策略;
  • 描述了一个国际意识形态关系现状并提供了扯淡的应对策略;
  • 提供了一个(高水平的)键政话术。

以上三点越往后我认为在相应领域价值越大。具体来说,最大的贡献是把键政圈刚刚开始意识到的国际意识形态关系现状用键政的语言提炼了一下,使得以后的讨论省去了很多不同层面的麻烦。

也就是说,在我看来,入关学最重要的部分是它提供了一个方便的话术(因此方便“冲塔”——即规避审查),这客观上极大地增大了人们讨论某些相关议题的频率。对于大多数所谓路人来说,议题的讨论频率直接影响到对这一领域的朴素理解框架的构建。

受到影响的议题是什么呢?就是所谓的“国际意识形态关系”。这是我自己杜撰的词儿,我没有那个才华,去发明一个比较爆款的说法。实际上这个事情很简单,山高县的话就是:我们是蛮夷。由于中文互联网上懂英文,能翻墙的人稍微变多了一点,加上新冠以全世界步调一致地”讨论“中国的影响,这个问题短时间内受到了大量的关注。由于入关学话术的方便,知乎上瞬间有一大批人把入关学的主要议程放在了这里,这也就是我所说的,不受山高县本人控制的成核过程:

所有对于入关的有价值的讨论,由于相关法律法规的因素也好,键政人品味的问题也罢,我看到的确实都落在了意识形态领域上,虽然这个部分缺乏价值的讨论远多于有价值的讨论。

无疑,这和山高最初的想法是相违背的:

山高搞入关的初心确实是落在基于传统体系内获取利益的办法这一点上,秉持“在带明体系内拿到玉玺,就可以解决意识形态的问题”的信念,而我认为这个是不可能的。

山高本人对于国际意识形态关系问题的认识和解决方案完全是功利主义的,这与他一贯的务实风格一致。他认为只要完成了政治和经济上的入关,就可以拿到资本主义精神和伦理的解释权。他认为意识形态问题完全可作为世俗权力问题的附属品来讨论。我不同意。下一节我就讨论这个问题。

四、我对于作为一个bundle的入关学的看法
  • 首先,对于一切的键政学问,总是有人统一地嗤之以鼻。其原因大抵可以追溯到上一节中对于键政圈学问的特点的描述。对这些特点的厌恶反感自然是可以理解的。观察者网的任冲昊直接表示对入关学“看都不看”。龙牙也曾经写过回答,表示入关学的话术框架阻碍了人们正确理解国际关系。这些都是非常正常的看法,我或多或少的也带一点这样的看法。

  • 对于“山高县的入关学”来说,

    我比较感兴趣的部分,是山高一直没有正面回应(总是拿关内大儒念经来搪塞)的部分,就是我们如何改变国际意识形态关系的现状。我之前说的美国不是入关,意思就是我觉得在这个方面,我们和20世纪初的没果不一样。

    我记得入关学刚火起来的时候,有一个问题就问,入关学到底是什么。我说,入关学只是冲塔护甲而已,真嵩学不在此处。因为当时的入关学只是一个地缘政治理论的重新表述,而在我看来,山高关于陆军和当代史的回答远远更值得关注。但是后来随着意识形态问题的升温,我又重新回过头来看,发现“关内大儒念经”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

    所谓大儒念经,就是说清朝接管了曲阜和太庙之后,从大成至圣文宣王的子孙那里获得了文官集团的法理,从旧朝的仙人板板那里获得了天命的法理,而文官集团有能力让上一代还在为扬州十日哭丧的人民下一代就能够为保卫新朝雅政献出自己的生命。同样,如果我们从美朝手里接管了政经上的世界控制权,我们也就能够诠释民主、自由、平等;我们可以让我们已经有的任何制度和观念都成为进步灯塔的一部分;我们可以用掠夺来的财富喂养门阀,并把他们的富足归功于我们价值的优越,从而给这些价值冠上普世价值的名字,等等。因此,由世俗权力的主导地位可以顺理成章地过渡到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

    我之所以不同意这个叙事,主要基于两点原因。

    其一,是我幼稚朴素的理想主义情怀不能接受这样一个成为恶龙的故事。比如说老毛就曾经讲过,如果将来在中国又出现资本家,雇工,妓女,鸦片烟之类的,那相当于革命白干了。这个是纯粹个人化的看法。

    其二,是我认为明清更替式的天命移交在本朝不可能发生。其原因在于,科技和生产力,即现代性(这词在我这用来指一切先进生产力、技术、制度等……我也键政化了)的因素在本朝的重要性被低估了。满清在入关的时候,在意识形态的领域是野蛮的,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领域同样也是野蛮的;满清并没有为中国带来任何的现代性。而自从威斯特伐利亚以后,从来没有由现代性更高的一方向更低的一方移交天命的。

    我认为天命更替必然伴随着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新的现代性,这就必然伴随着生产关系新的的现代性,就必然伴随着社会科学的新的现代性。因为随着生产关系的过渡,将会产生新的社会生活。谁把握了这样新型的社会生活的特性,谁就能够更好地利用它,激发出生产关系代差中所包含的全部潜力。在这一过程中,新型的社会生活将会催生新的价值体系,这一价值体系的父亲是生产力的进步,母亲则是孕育这一进步的社会的文化传统,正像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出现在同一本书的标题中一样。于是,崭新的价值体系自从生下来就带着文化的烙印,这就是我们自己要写的经书,这就是我们将要有的黑格尔式的人物们将要完成的事业。

    在这里我必须发一句题外的说明,那就是人类的价值体系还远远没有脱离赤裸的蛮荒,我们与生俱来的恐惧带给我们无尽的盲从,这使得文化的进步和扬弃有时比文明的进步更加可贵,也更加曲折不可预测。我认为现代性本身并不和哪一种文化的虚无缥缈的“底色”相冲突,而又与所有文化的实际呈现结果相冲突。这就是说,在一定范围内,文化传统在孕育和接纳现代性方面的能力是平等的。不过,也不能忽略历史积累出来的体量的影响:马里本土文化产生一个社会学大师的概率,显然要低于法国,哪怕不考虑意识形态霸权也是这样。

    在《红星照耀中国》的读后感中,我曾经提到过共产党带给陕甘宁边区的现代性是比马克思主义本身更加本质的优势。在没果的发家史上,现代性的优势出现得更早:托克维尔为没果的现代性念了第一本经书:《论美国的民主》。潘恩和杰斐逊这样的人在欧洲大陆也是第一流的思想家。到了20世纪20年代,没果的基建比西欧更好,没果工人的生活与西欧工人的生活判若云泥,没果的大萧条就是世界的大萧条。注意到,虽然没果的文教在整个19世纪远远落后于西欧,但到了20世纪30年代,parsons就已经在哈佛社会学系任教了。这意味着没果已经完全可以自己写自己的经书了。

    我觉得在国际关系这里,也就是“俾斯麦干的活”上,我充分相信习政府的水平;但是在意识形态这里,也就是“黑格尔干的活”上,我觉得还没有看到一个像现有的一带一路或者军事做法一样比较清晰、确定的官方路线,所以感觉看到了低垂的果实。。

    这就是山高县的入关学在山高县的意料之外的重要之处。

  • 最后简单说一下这个bundle里面其他的部分。入关学是一面镜子,反射出许多人心底的爱恨来。反苏上瘾的老哥看到中国特色的帝国主义,移居加拿大的白左牙医看到铁血昭和的无聊把戏;汉民族主义的吹鼓手看到投降派的无理歪曲;二次元的键盘左派看到低智商的韭菜生意。然而也有许多的,是嘴上高喊着入关,心里想着一夜之内乾坤倒易,天下布武的信徒。或许,这也就是键盘政治学问必然的悲剧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