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行漫记

这真不是我故意的（连写两篇读后感），只是碰巧今天把西行漫记看完了。我之前断断续续地大抵是从这学期初就看了一点开头，之后一直到春假之前没有怎么看；春假之后，常常是一天几十页这样慢慢地看（毕竟是叙事为主的，文笔幽默，读起来不费力），直到今天终于看完了。

• 我读完这书之后感到最大的惊奇，说来也怪，不是关于红星，也不是关于中国的。我最先感到惊奇的是我对于斯诺这个人缺乏了解。从我读到的内容来看，他的文笔是一流的，能够收放自如。写纪实文学是一把好手。况且，他的幽默感和红军的精神面貌很般配。除了文笔，斯诺对中国的了解也超出我的想象。他能够准确地分析西安事变的始末，对相关各方的利益纠葛剖析照应。事实上，斯诺的记录是我头一次完整地看到这次事件的过程，从前我在历史课上向来是不听讲的，况且一共只上过两学期；而我对这个事件又没有刻意去了解过。因此，关于何应钦在南京的手段及蒋在被释放之后的手腕，我都是不了解的。懂得这些使人对斯诺的印象很好。他在那个左派还没死绝的年代仍然算是一个真正具有国际主义精神的人，同现在对岸的许多所谓中国通相比，更是云泥之别。
• 第二点是献给红军的。我想，这些伟大的战士的事迹，即使是现在经过共产党长期的宣传，仍然是不足够为人所知的。在斯诺着重提到的一些人之中，我对于延安五老（斯诺同徐特立和林伯渠作了深入的谈话）的事情从前就没有足够的了解。徐特立切小拇指的事情，现在好像知道的人比较少。林伯渠、谢觉哉、吴玉章这样的名字，至少对我来讲，是知其名而不知其人；只有董必武稍微好些。其实，他们每个人的故事都值得写成一本传奇色彩浓厚的书。在对岸的免费主义国家，他们连宝嘉康蒂这样的殖民主义的受害者都不放过，仍然从她身上榨取故事来赚钱，甚至受到女权主义运动的鄙夷；汉密尔顿的音乐剧是lin-manuel miranda来写，豪华的阵容来表演，并且得了许多奖，在国内有许多的fans。难道徐特立不值得这样的文化复活吗？像朱德、彭德怀、徐海东的故事，我倒是比较熟悉了，但是斯诺一写，仍然感到其中的浪漫主义的伟大感染力，肯定是为从前的我所低估；因此我仍然受到感动，不愿意把他们当做是古人，而愿意与他们一同为理想战斗。一位被斯诺叫做朱作其的工程师，能流利地说英语、德语，在中国南方的外企拿十万元的年薪，但是他抛下一切，九死一生地来到红军里面来，天天努力工作，就像基督教的圣人一样为了他的天国和苦难而工作。现在据说他的真名叫做徐承志，可是网上没有他的资料。为什么？他解放后犯过什么错误了吗？哪怕是犯过错误，也不应当让他就此埋没。况且我听说他当过建国以后电力厂的总工。徐承志只是其中的一员，在陕甘宁边区、在鄂豫皖苏区、在中央苏区有千千万万这样的人。革命乐观主义的复活需要我们讲这些人的故事。红军是中国历史上精神文明的璀璨的星，它该着永久照耀。
• 第三点是关于红军的性质的。我从前的看法就是：红军之所以能够取得人民的帮助，成为人民的军队，并不全是由于共产主义的缘故——红军是现代性的传教士。他们把现代性的种子播撒到农村当中去。1920/30年代的中国农村，大体上是处在一个中世纪到民族主义觉醒的阶段，在南方的苏区建立之前，那里的农民已经懂得民族和国家的一点事情，知道打日本；但是在陕甘宁边区的农民仍旧没有现代国家的概念。因此，对于这种情况下的人民，任何现代性的经文都如同启蒙的良药；而现代性的教规则已经完全是对生活的莫大改善了。我所比喻的现代性宗教，实际上是取决于先进生产力和生产方式，而并不受到意识形态的限制。所谓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许多常常也可以由资本主义的保护私人财产等一系列理由讲清楚；所谓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似乎也在边区的生产上可以找到一点影子，但我不敢妄言有多少。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对于这些人民来说都是具备现代性的。 其一，它们都鼓励人民的启蒙，鼓励他们学习知识，产生思考；也带来信仰，为他们巩固这一心智的体系。其二，它们都大大地提升了人民的生产积极性和生活的水平。但是，对于当时的中国而言，共产主义是更好的，这同样有两点缘由。其一，共产主义在当时看来更具现代性，是资本主义下社会死局的突围，因此从理论上讲，与其重走弯路，不如顺势超车。其二，资本主义作为一个现实的意识形态，其代表的社会形态已经完整的连妆面带脓水地暴露在了中国人的眼前。包身工、童工、帝国主义、种族主义、所谓的“民族资本家”的阶级局限性，这些都使得知识青年认为，有了现代性还是不够的。从实践上必须采取更加激进的社会方案。他们并不能预料到盲目地实施所谓的“共产主义”将会带来怎样的灾难。当然，进步的盲动总比落后的死水更强，这大抵是其中的silver lining吧。
• 第四点是关于红军的文宣的。红军的文宣做得很差！斯诺一开始也是这么想的。他大概觉得红军的文宣几乎是完全的propaganda，在形式上是落后的。但是当斯诺看了红军宣传的成效之后，就改变了看法。他认为，红军的文宣虽然一定程度上是落后的，但是出于当地人民文化基础的缺乏和红军意识形态内容本身的进步性，这样的文宣仍然是有效的。此外，斯诺也知道红军没有很多条件去做高端的宣传，毕竟现有的宣传效果已经极好了。但我还是要重复，红军的文宣做得很差。红军的文宣并没有同它意识形态的现代性相匹配。 当然，面对蒋介石的半新半旧的军阀，红军当然有足够的底气，顶着南京连天的传单和电报气定神闲地讲一句“请看事实”。可是输出革命的时候又怎么样呢？共产主义的短期建成是没有可能的。这中间会有种种复杂的形势。难道就还是通过机器舞和墙上的大字来维持人民对于社会主义的信心吗？这样做的后果已经见到了。 另外，我仍然要在这里第四次，或者第不知道多少次，对于前些年北京城里贴满的苏联式文宣海报表示遗憾。这些标语，这些肥泥人，仍然完全没有摆脱苏区文宣的影子。与之相比，《战狼》、《流浪地球》以及其后续的种种措施，至少在形式上是令人满意的。我并不怀疑我国人民在文宣认识上的水平，同样也不怀疑我国中宣部在意识形态建设上的能力。传播学是一门科学，我国有能力念自己的经，不要等待关内大儒来讹诈我们。毕竟，所谓的“大成至圣文宣王”就是扇东人，不是吗？